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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说法，二十一世纪或许还会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却不会出现了。4年前，王世襄去世，有人惋惜“对于这一代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王世襄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书画，雕塑，建筑，家具，乐器，漆器，捉獾，养鸽，驯鹰，美食……他的身份过于复杂，以至于人们更愿意称他为那个会“玩儿”的人。他的确玩出了名堂。在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王世襄集》中，收录了《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十部作品。它们是王世襄几十年“玩儿”出来的经验，也正是这些“雕虫小技”，点缀和完善着中国文化的脚注。

王世襄是个乐观的人。文字之中，你很难读到他直面讲述悲情，尽管裹挟在动荡的二十世纪，王世襄几乎尝尽了一切文人的苦难。作为“最后的文化贵族”，王世襄的离开，或许代表着一种旧时代风雅精致生活方式的逝去。

追索文物的燕市少年

王世襄出身官宦世家，父亲王继曾是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则是非常有名的鱼藻画家。

10岁时，王世襄被父亲送到美国人在北京办的学校念书，在习得一口流利英文的同时，也让他离“好学生”渐行渐远，玩儿才是王世襄的主业。小学前后，他开始养鸽子，“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稍大，到坟地里抓獾，养鹰。常见情形是，鹰逮兔子，人逮鹰，少年王世襄一跑就十里八里，身体练好了，读书也耽误了。老年王世襄回忆：“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

20岁时，青年王世襄遵从父命，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系，这令他头疼不已，勉强读了两年，只拿到数理化三门均未及格的成绩单，险被开除，好在学校允许转系，他便从医预系转到国文系。在这里，王世襄“本性难移”，有时臂上架着大鹰，怀里揣着蝈蝈就来上课了。有次，燕大知名教授邓之诚正站在讲台传授中国历史，王世襄怀里蝈蝈响了，邓先生恼羞成怒，把王世襄赶出教室。燕大另一位教授洪煨莲，更是把这个精力旺盛却“玩物丧志”的学生称为“未知数”。

25岁时，王世襄母亲病逝，让这个“未知数”有了变数。“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她这么培养我，又这么放纵我，让我玩，我要再这么下去，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师，所以我幡然改悔，狗成了看家狗，鹰也不养了，鸽子也送人了，我是整个一个大转变，什么都不玩了，专心写论文。”

两年后，王世襄获得硕士学位。中日战争期间，他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日本投降后，经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时损失的文物。1946年12月，他又只身赴日本追回文献共3286部，34970册，其中很多国宝级，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王世襄曾说，自己一生中做过两件最有意义的事，第一件事就是为国家收回了2000多件国宝，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第二件是对中国现存唯一古代漆工专著《髹饰录》进行解说和反复修订，并最终写成专著《髹饰录解说》。然而，这些回归的文物，却成为王世襄直到晚年依旧挥之不去的心结。

“我是老运动员了”

历史进入新的篇章。1952年，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的“三反”运动开始了，因其与国宝的渊源，也因为“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的办案逻辑，王世襄被关押了十个多月。“我被送往东岳庙，名曰‘学习’，实为逼供，勒令交代盗宝问题。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诸多问题，自然成了重点之重点。单独监禁一室，‘打虎英雄’却有十余人之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他们大声恐吓喊叫，用力拍打桌子，勒令交代问题。交代不出来则夜以继日，轮班逼供，名曰‘疲劳轰炸’。”

王世襄当然是清白的，他被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了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通知，开除公职，自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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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条，白粥，鸡蛋。油条的做法其实挺多种的，有加鸡蛋的，有也不加，也有加酵母的也有不加的，所以。真的不好说哪一种才是最正宗的啦。反正，我自己感觉我家小朋友喜欢吃的食物口感应该不会太差吧。在我们家油条是用来白粥的，不是豆浆。哈哈，另外还需要加两

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对“三反”后的处理有意见，已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又被划成了“右派”，五年后“摘帽”。至此，他已离开文物岗位整整十年。在这十年，没有了文物相伴，王世襄倒是“玩儿”起了小物件，鸽哨、葫芦、竹刻成为他的“玩伴”。

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的“气势”令王世襄预感到厄运或许将再次降临，好友陈梦家、启功、史树青等已相继被抄家。王世襄家中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等无疑会被划入“四旧”之列。无奈之下，他被迫展开“自我革命”，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求红卫兵抄家，才得以让这批珍宝免此一难，没有在浩劫中灰飞烟灭。7年后，王世襄向有关部门追讨这批藏品，直到1986年，他才要回大部分文物、图书和手稿。

1969年，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3年多艰苦清贫的干校生活，王世襄倒是自得其乐，仿佛回到少年，牧牛、放鸭、养猪……在成为养牲口好手的同时，还治好了多年未愈的老肺病。下放期间，王世襄还抽空发挥了其烹饪天赋，他曾用14条2斤重的公鳜鱼，做了一桌十几个菜的鳜鱼宴，其中一道菜用十几条公鳜鱼的鱼白，同香糟和茭白的心一起炒，让后人玩味至今。

多年的政治运动，让王世襄笑言：“我是一个‘老运动员’了。”但乐观并不能抵挡被误解的哀伤，他始终无法释怀“三反”时的遭遇。85岁，王世襄在自选集《锦灰堆》中写：“我今年85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93岁，他在最后一篇自序中再次写道：“半个多世纪前的不白之冤和不了了之的‘取保释放’理当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公正结论。现已届耄耋之年，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作一次最后的申述……”

回忆王世襄时，收藏家马未都曾如此评价这位长者：“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当时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王世襄说，如果不是因为陈梦家自杀，他可能不会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聚散终有时

王世襄爱物件儿，众人皆知。在京城，他有个外号，叫“柜人”。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居民。震后第一天夜里，王世襄院子里的东厢房掉下一块屋脊，第二天，周围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物件儿，便在他的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勉强能把腿伸直，在连续数月的防震期间，王世襄当起了“柜中人”。

不过，爱物件儿的王世襄知道，人与文物，聚散有时。1998年，王世襄将珍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200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了好友香港商人庄贵仑，条件是，对方将它们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据说，王世襄只提了一个要求：“价钱你看着给吧，够我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他这样解释：“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的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经历了时代的风雨，晚年的王世襄，如同昔日的燕市少年，鸽子依旧是其最爱。2003年，王世襄给北京市市长写信，建议在亚运村养一群中国传统观赏鸽，几年以后，北京奥运会时，鸽群戴哨飞盘，定是一番美景。他在《杨澜访谈录》上曾说：“我的给奥运会提个建议，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有观赏鸽，就知道有信鸽，有和平鸽，其实就是‘吃货’。电视上一会儿壮丽山河，一会儿长城，老远儿飞过来一个鸽子，一看：‘吃货’!中国有那么多好鸽子你不在镜头上放，弄个‘吃货’在这儿，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侮辱，我接受不了。这是中国的传统，多少代传下来的。”非常遗憾，老人的建议被埋藏在一片欢庆之中，奥运会开幕式并没有放中国鸽子，镜头上出现的，还是王世襄口中的“吃货”。舒乙曾说，王世襄有几个遗憾，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观赏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