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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收藏，是当今文人古玩收藏的一个门类，新疆是琉璃收藏的重要发现地，新疆发现的琉璃文物众多，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为难得的一篇琉璃收藏好文，已经查毒，藏友可放心学习阅读。

或许有人以为，玻璃和塑料一样，是近现代才发明制造的一种时新材料，实则不然，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介于青铜器和铁器之间，现存最早的玻璃制品发现于四千余年的两河流域，而中国境内的玻璃制品出现则晚得多，距今约二千五百年。

自然界存在大量的矿石、玉石和宝石，这些都属于晶态物质，由多晶体或单晶构成，玻璃不一样，虽然其多半呈晶莹透亮且非常坚硬的状态，但玻璃却不是晶体，而是一种非晶态物质。晶体都有固定的熔点，比如金属纯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一旦达到这个温度，晶体的内部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纯铜即由固态转变成液态。玻璃与此不同，没有一个固定的熔点，只有一个使其形态发生变化的温度范围——随着温度不断上升，固态状的玻璃会变得越来越黏稠，直至成为一种液态。在整个转化过程中，玻璃内部的分子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所以，玻璃是一种材料的一种状态，可以说是物质在固态、液态、气态之外的第四态。

熔融之后呈液态状的玻璃态

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为石英砂，单纯用石英砂就能制成石英玻璃，可石英砂的熔点为1750℃，这样高的温度在古代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古人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助熔剂的方式来降低石英砂的熔制温度，通常的助熔剂为自然纯碱、草木灰或铅丹，此外还需要加进一些石灰石作为稳定剂。有了石英砂、助熔剂和稳定剂，经过一定的技术工艺，才能制造出简单的玻璃。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玻璃是最为常见的普通材料，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玻璃向来就是廉价的普通之物，事实上，玻璃在历史上曾是最昂贵的材料之一，直到吹制法发明之后，玻璃才逐步成为制作日常用品的材料，在此前的二三千年的长久岁月里，玻璃一直是可与黄金和宝石比肩的奢侈品，只有少数上层显贵才能享用。

宝鸡弓鱼国西周墓地出土串饰，其中灰蓝、灰绿色料管即釉砂制品

玻璃有各种颜色，更有透明或半透明的特性，所以自古至今，人们常以玻璃来仿制各种天然宝石，两者往往难以分辨，其实古代的玻璃和天然宝石，大多可以用肉眼来区别，玻璃在熔制过程中，一些原料分解的时候会产生气体，由于玻璃液的黏稠度很大，这些气体很难排出，玻璃硬化之后，其内部也就会留有一些小气泡，这些气泡都肉眼都可以观察到，天然宝石是不含气泡的。另外，天然宝石的磨光面的光泽一般都强于玻璃，最为关键的是，在外力打击下破裂而形成的断开面上，玻璃的断开面完全光亮如新，而天然宝石或玉石的断面，几乎都粗糙无光，也只有能认识这些特性，才能真正地认识玻璃。

平顶山西周晚期应国墓地出土釉砂制品

西周墓葬和遗址中曾出土很件人造彩色珠、管 ，这些料器外表呈灰白、浅绿、浅蓝等颜色，不透明，一些表面有釉，其断口都为糙面，质地疏松，手捏即碎。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玻璃，其实这些材料只是釉砂，外文译名为“费昂斯”，也称作人造多晶石英珠，其内部几乎都是晶态状的二氧化硅，而通过熔融、经冷却后固化成形的非晶态无机物，才是真正的玻璃，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的墓葬中。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把保存完好的青铜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在此剑剑格的两面镶嵌了玻璃和绿松石，其中镶嵌的玻璃块仅存两块，呈浅蓝色，半透明，内含较多小气泡。两块玻璃形状不同，一块呈球冠形，另一块形状不规则，直径都不足一厘米。

越王勾践剑

剑身上有八字鸟篆错金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銓（剑）”，越王勾践是春秋末越国的君王，在位之年为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由此可知，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制造年代一定不晚于春秋末年，世人往往惊奇于这把剑的铸造技术，很少了解剑身上的两块小小蓝色玻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真正玻璃。

越王勾践剑玻璃镶嵌部分

经科学测试和分析，越王勾践上的玻璃主要成分为钾钙硅酸盐，这种化学成分的玻璃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地区所没有的，而中国原始瓷在烧成时温度过高而流下来形成的透明釉滴，其成分恰是钾钙硅酸盐，这种釉滴已是玻璃态物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古玻璃，也由此可见，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古玻璃制备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

剑身一面绿松石镶嵌，一面玻璃镶嵌

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以装饰并增加价值的“铜镶玉”工艺，在殷商时代就已发达，越王勾践剑不全用传统的绿松石而增以玻璃作为镶嵌物，可见在当时这种材料十分稀少而名贵，这样才符合勾践显赫的帝王贵族身份。

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现存最早的玻璃器物中最多见的是一种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公元前5世纪前后，这种镶嵌玻璃珠首次在中原地区出现，数量虽然不多，但都出自于等级高的贵族大墓。比如著名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出土春秋时期镶嵌玻璃珠

所谓的镶嵌玻璃珠，指的是单色玻璃珠母体上嵌进另外多个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嵌入物在母体形成多个环环相套的同心圆图案，乍看类似动物的眼睛，故而俗称为“蜻蜒眼”。其母体颜色多为深浅不同的蓝色、绿色和橘黄色，有半透明也有不透明。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多为圆球形，但不规整，有的呈现不规则的扁方形或扁鼓形。珠子的尺寸较小，一般自径都在1—1.5厘米之间，仅有极少数直径大于2厘米，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镶嵌珠，其中只有2颗的直径大于2厘米。这种镶嵌玻璃珠极为复杂，整个工艺流程完全靠手工制作，所以成品后的“蜻蜓眼”大小全不一致，更没有两个图案一模一样的镶嵌玻璃珠。

镶嵌玻璃珠制作流程示意图

彩色的镶嵌玻璃珠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时成为中亚地区最为流行的珠饰，中国境内的这种镶嵌玻璃珠是春秋末期突然出现的，其外观和材料成分都和西亚地区类似的镶嵌玻璃珠相同，所以学者都认为，中原地区前所未有的蜻蜓眼是西方传入的贸易品。

甘肃地区出土战国时期镶嵌玻璃珠

战国时期的镶嵌玻璃珠更为常见，出土地点已遍布全国，其中湖南、河南、湖北三省出土最多。与早期珠子相比，其形状更为规整，且尺寸普遍比早期略大，例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19颗镶嵌玻璃珠，其中最大者直径2.7厘米。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战国时期镶嵌玻璃珠

战国中晚期镶嵌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春秋末战国初的珠子有很大变化，绝大部分已不是钠钙玻璃，而是以氧化铅和氧化钡做助熔剂的铅钡玻璃。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的包金镶玉银带钩上镶嵌有3枚玉璧，在玉璧的中间孔眼之上还镶有着数件玻璃珠，发掘时只保存了其中3颗，经检验，这些玻璃珠是典型的铅钡玻璃，这种含钡的玻璃是世界其他古玻璃从未出现过的，欧洲直到19世纪，才把氧化钡添加到主料中以增强玻璃的折射率，因此学术界视其为中国古代玻璃的显著特征。

河南辉县出土包金镶玉银带钩

湖南是出土战国玻璃器数量最大，品种最多的地区之一，有将近400件，其中不单有镶嵌玻璃珠，还有各种管、剑饰、璧、玺印等，1955年长沙市陈家大山墓出土的深绿色的涡纹玻璃璧直径14.1厘米，重225克，是中迄今发现最大最重的战国玻璃璧。

直径14.1厘米，内径5.3厘米，厚0.45厘米，重225克

这种玻璃璧正面为各种纹饰，表面有明显打磨痕迹，反面则粗涩无光，应该是先利用为单范模制铸造，之后再经打磨加工成型。

长沙出土战国谷纹玻璃璧，直径8.1厘米，厚0.25厘米

战国时期玻璃璧的器形、颜色、纹饰都与同时期真正的玉璧相似，可见是一种仿制品，从新时期时代开始，华夏先民即视玉璧为重宝，湖南不产玉，而玻璃是最理想的代玉材料，战国时期的玻璃制品，不仅出土于墓主身份较高的大墓，也出土于普通中小型墓葬，大多同为铅钡玻璃，所以最晚在战国中期，中国已建立起铅钡玻璃业。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玻璃牌饰

汉代的玻璃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不少独具特色的玻璃制品。广州西汉初年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牌饰，都是鎏金铜框嵌蓝色板块玻璃。这些牌饰大多出土于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胸腹两侧，是最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牌饰上的玻璃厚薄一致，色泽晶莹，透明如镜，其中包含的气泡极少，可见其制作工艺绝非一般。经过化学检测，这些蓝玻璃是国产的铅钡玻璃。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玻璃牌饰

在这些玻璃发现之前，世人都认为中国的平板玻璃出现较晚，在玻璃发展史上，平板玻璃技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玻璃窗片、玻璃镜等玻璃制品的基础工艺，南越王墓出土的的玻璃板块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平板玻璃，但是用铸造的方法制作透明度这样高的玻璃板是相当难的，为后世的平板玻璃奠定了可靠的发展基础。

1956年长沙沙湖桥西汉墓出土玻璃矛

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有一件半透明深绿色玻璃矛，全长18.8厘米，分刺身和柄组成，刺身长9厘米，柄长9.8厘米，矛尖稍为圆钝，两侧刃不锋利，中部有凸起的棱脊，脊侧各开一槽，两刃之间最宽处为2.6厘米；矛柄为圆柱形，近刺身处较粗，中部有一凸起形圆球，末端则渐细。这件玻璃矛为通体一次铸成，铸工精细，表面有明显打磨痕迹。以玻璃为原料製作的兵器，在我国出土文物中仅此一件，这显然不是实用之物，应为礼器玉矛的仿制品，或专为陪葬而特制的明器。

玻璃盘高3.2、口径19.7、底径9.5、壁厚0.3厘米

西汉时还出现了较大的薄壁玻璃容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2件玻璃耳杯，1件玻璃盘。玻璃耳杯和盘所用的玻璃质料相间，都为翠绿色呈半透明状，器物的部分表面因腐蚀而凹凸不平，但整体晶莹如玉。

中山王墓出土的玻璃耳杯高3.4、长13.5、宽10.4厘米

耳杯是典型的中国器物，器形相同的漆耳杯，是汉代墓葬中最常见的出土物，而西方则没有相似的器物，中山王墓出土的这些玻璃容器为中国特有的铅钡玻璃，其制作工艺，与战国玻璃璧一样，都是以铸造法铸造而成。

铸造玻璃容器的铸模及铸造工艺示意图

1954年在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出土的3件深蓝紫色玻璃碗，其颜色大小都相同，半透明，广口圆腹平底，模制成形。外壁经过打磨，此碗与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同器形极其相似，有可能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从罗马帝国进口的玻璃容器。

广州横枝岗出土玻璃碗，口径10.6、底径4、壁厚0.3厘米

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一件深蓝色玻璃圆杯，凸唇沿，微敛口，深腹圆底，腹部饰凸弦纹一周，整体呈半透明，外壁有铸造成形再经过旋转打磨的痕迹。岭南地区出土的西汉玻璃容器和中原地区同时期的玻璃容器有很大的不同，以满城汉墓出土的盘、碗为代表，中原的汉代玻璃容器是仿玉品，颜色与玉石相仿，另外几乎都是不透明的。岭南汉墓出土的玻璃容器并不是仿玉制品，其器形也极为特殊，中原找不到相类之物，再则岭南玻璃器的透明度都比较好，一般都可以达到半透明，而透明是玻璃器物最大的特点。

1988年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玻璃杯，高6.7、口径9.2厘米

另外，从工艺上两者也有差异，中原玻璃容器在铸造成形后外表虽经打磨抛光，但打磨的痕迹方向不一致，而岭南的汉代玻璃容器外表打磨抛光的方式，与同时期西方罗马的玻璃工艺相同，是把玻璃容器固定在车床转轮上，以绳带连动转轮旋转进行抛光，其打磨痕迹也就随之趋于一个方向，以广西合浦出土的玻璃圆杯为例，器物外表的这种同方向的加工痕迹，用肉眼就能看到。

东晋葛洪《抱朴子》：“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的用五种灰作成的“水精碗”只能是玻璃碗而不是天然水晶碗，“交广”指的是指今天的岭南地区，葛洪所记是中国匠人以西方工艺制作玻璃容器的确凿记载，广西合浦在汉武帝时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由合浦行船可由马六甲海峡到缅甸再到印度等地，镶嵌玻璃珠容易携带，玻璃容器不同，体大壁薄，异常娇贵，只有在商业贸易之路开通后，玻璃容器才能通过商人贩运，西方的玻璃容器才会出现在中国，华夏匠人也才有可能以西方的玻璃工艺制作玻璃容器。

句容南朝刘宋墓玻璃碗，口径8.5、腹径9.1、高6.3厘米

玻璃是易碎材料，历史上的玻璃珍品极难保存至今，中国出土的古代完整容器，大多保存在石棺和石函中，江苏句容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纪年墓出土一件磨花玻璃碗，居然出土于木质的棺淳之中，出土时完好无损，实在匪夷所思。此碗侈口．颈微收，鼓球腹，圆底，腹部有6排有规律相互错叠的小凹球面装饰，这件玻璃碗无色透明，几乎不含任何色调。

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出土东晋玻璃罐

更为难得的是，一般古代玻璃上千年出于潮湿和碱性土壤的环境中，其表面必然会受到严重的侵蚀而凹凸不平，或产生灰白的风化层，江苏句容南朝刘宋玻璃碗深埋在地底将近一千六百年，出土时外表仅稍微有些发乌，其整体如水晶一样洁净晶莹，不能不说是奇迹，世界上同时期的古代玻璃器，大多失去了当年的光泽，而句容出土的这件玻璃碗，可以说是世界现存的最精美的萨珊玻璃器。

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玻璃，可以从考古学和历史学两种方法入手，目前通过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真正玻璃，为春秋末期之物，而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与玻璃有关的确凿记载。有人认为古代的“琉璃”或者 “流离”，指的就是玻璃，西汉桓宽《盐铁论》记：“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西汉扬雄《校猎赋》云：“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在汉代的文献里，“琉璃”、“流离”明确指的是一种珍宝，但有可能是釉质器物或某类宝石而不是玻璃。釉质器物在中国出现得很早，郑州商代墓葬中即发现有表面涂有透明青色釉的陶尊，这与后世的琉璃砖瓦没有本质的不同，都属于外表施釉的陶器，从制作工艺上来看，釉质器物是先以陶土制作成型后入炉烧造，待烧实出炉冷却后再在其表面施釉，其后再放入窑炉中低温烧制，与玻璃的制作工艺全不相同，所以后世那些流光溢彩的琉璃砖瓦，实在不能当做玻璃砖瓦解。东汉王充《论衡》载：“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比真取火之道也。”王充所言的“五色之玉”、“珠”、“阳燧”，可以肯定是人工制造的玻璃，但名称各异，也都不以“琉璃”“流离”指代玻璃。

何家村窖藏银罐罐盖上“琉璃盃（杯）椀（碗）各一”题记

三国吴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中记：“琉离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西京杂记》云：“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人们可以透过窗扉安装的绿琉璃看到殿内人的头发，自然界的任何绿色天然材料都不可能这样“达照”，这里的绿琉璃，显然指的是人工制作的绿色玻璃。由于《西京杂记》为晋人伪托西汉刘歆所作，由此可见，直至公元三四世纪以后，文献中的“琉璃”才指的是玻璃。不过即使到了唐代，琉璃还不是玻璃的特定名称，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有一件提梁大银罐，其中装有一件玻璃杯和一件水晶碗，而银罐罐盖上的题记则是“琉璃杯碗各一”，可见当时玻璃器和天然水晶器都可称为琉璃。

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罗马帝国（大秦）生产的玻璃器物开始大量传入中土，《后汉书·西域传》有记“（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这里的琉璃，应该指的是玻璃器，随西方玻璃器同时传入的还有西方独有的吹制玻璃技术。

缠丝纹长颈玻璃瓶，高13.6、口径2.4厘米，洛阳博物馆藏

洛阳市东汉墓出土有一件长颈玻璃瓶，外表呈黄绿色，口部到底部有一道道旋转的白色线纹缠于瓶身之上，这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早期吹制成型的搅花玻璃器。玻璃在加热时会变成一定黏稠度的液态，这种液态玻璃的流动性可以通过温度来调节掌握，当液态玻璃失去热量逐渐冷却时，又会慢慢变硬，在这个过程中，玻璃与空气接触的最外层界面会形成一弹性表皮，这时候的玻璃好似装入袋子里的水，黏稠的液态玻璃如同水，而其外层弹性表皮如同袋子。如果控制袋子的形状，里面所承载的水的形状也随之定型，而最终当玻璃冷却时所呈现的形状，恰是最初所控制的袋子形状。利用玻璃具有这些特性，人们创造了吹制工艺来制作玻璃器物。这里需要简单对吹制工艺的基本原理如下简单介绍： 吹制工艺大致将以一根空心的金属吹管挑取一定量热熔后的黏稠玻璃团，然后通过吹管将一定量的空气吹入这黏稠玻璃团，这样黏稠玻璃团的内部与外部都接触空气降温，都形成了弹性表皮，这时候的黏稠玻璃团如同一个气泡。

吹制工艺之以金属空心管挑制玻璃溶液图及吹制

随着空气不断吹入，整个气泡随之膨胀，通过不断吹气扩大玻璃团的尺寸同时，以熟练的手法使其产生一定造型，然后将已经成型的玻璃容器从空心的吹制铁管上转接到末端带有少量黏稠玻璃液体的实心铁棒上，最后再将玻璃器从实心铁棒上剪除取下。

玻璃吹制法流程示意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有出土碗、杯、钵等5件玻璃器，其中玻璃鸭形器为最为精美。此器横长身，长20.5厘米，器口扁如鸭嘴，长颈鼓腹，腹径5.2厘米，细长尾，整体淡绿色透明，颈腹部用玻璃条盘卷作出装饰，背上粘出双翅，腹下粘出折线的双足，腹底粘一个平整的饼状玻璃底座，使得整器能以平稳放置。

辽宁朝阳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淡绿色鸭形玻璃器

这件鸭形器为无模吹制形成的玻璃制品。以吹制法制作玻璃器物，从熔炉中挑出玻璃热熔料一直吹成雏形，都要求有很高的技术，而鸭形器造型复杂，整个制作过程需要更高的技术。这种造型的玻璃器本国仅此一件。

辽宁博物馆藏北燕玻璃钵（左）、碗

冯素弗墓出土的这些玻璃器，熔制水平高，气泡和杂质都很少，透明度好，且都是无模吹制成形，口沿内卷成环状，从原料、制作工艺、装饰等方面看，应该是从西方进口的珍贵罗马高级玻璃器。

葵花茅台酒收藏价值备受藏家青睐

在茅台酒发展历史上，“三大葵花”茅台酒（也叫“三大革命葵花”茅台酒）是个特殊的存在，由于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备受藏家青睐。 从1958年“飞天”商标问世起，茅台酒的内销和外销商标完全是分开的，外销茅台酒经历了从“飞天”到“葵花”再到“飞天”商标的

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在三千年前就已开始生产珠饰等玻璃器物，公元三至七世纪，两河流域玻璃业空前兴旺发达，由于此时此地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这一地区生产的玻璃器物也随之称为萨珊玻璃。罗马玻璃衰落之后，萨珊玻璃继承了罗马玻璃制作的诸多工艺，又结合自身的特点，如在吹至成型的玻璃器上再作磨琢的冷加工技术，制作了大量的精美的高级玻璃器。自三国时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与波斯萨珊帝国交流频繁，大量专供社会上层享用的萨珊玻璃器输入中土。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了多片玻璃残片，经复原，这是一件圜底球腹侈口的玻璃碗，高7.2厘米，口径10.7厘米，淡绿色，透明度好。碗壁较薄，厚度仅1至2毫米，口沿部分特别薄，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的玻璃器。其腹部有10个椭圆形乳钉作为装饰，这些乳钉列为一排，不很规整，是用烧软的玻璃条趁玻璃器本体未冷尚热时粘贴到碗壁上的。底部有7对突起的小玻璃刺排成椭圆形，刺高2毫米，是在玻璃碗成形后但玻璃体尚黏稠时趁热用小钳子夹挑出来的，这些小刺既是装饰，又是让圜底能平稳放置的碗足。

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萨珊乳突玻璃碗

湖北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了11片玻璃残片，经黏合复原成一件磨花玻璃碗，此碗侈口折沿，球腹圜底，高9.4厘米，口径10.2厘米，最大腹径11厘米，玻璃稍泛黄绿色，透明度好，胎中有部分小气泡。在腹部自上至下共有4排圆形磨花装饰。碗口沿外翻成侈口，唇部经过磨平，口沿和无磨花处的器壁厚0.3厘米。

湖北博物馆藏鄂城五里墩西晋玻璃碗

这件磨花玻璃碗为无模吹制成形，冷却后再用砂轮磨琢出圆形花饰，萨珊玻璃器造型古朴，偏好以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由器形、工艺、装饰方法以及化学成分可知，湖北鄂城五里墩这件西晋玻璃碗属于伊朗萨珊王朝时期吹制生产的钠钙玻璃器。

两晋南北朝时，因为其他天然材料都无法比拟的晶莹透明的特性，以及造型和装饰上的华美，达官显贵视进口玻璃器为珍宝，《晋书·王济传》记：“帝（晋武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世说新语)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士族文人多有赞扬的诗文歌赋，如西晋潘尼《琉璃碗赋》云：“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

南京博物院藏象山东晋墓磨花玻璃杯

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有一件完整的磨花筒形玻璃杯，高10.4厘米，口径9.4厘米，壁厚0.5-0.7厘米，黄绿色，透明度好，口缘下及底部打磨有椭圆形花瓣纹，腹部有7个纵立大椭圆磨花。象山墓地为东晋门阀琅琊王氏的家族墓，这玻璃碗，必然是古人所谓“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坚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之宝器。六朝江左胜流如王谢子弟早已经成为冢中枯骨，但风流时代的的英英之宝却还尚存人间，当胸中自有诗书者透过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面对这些千五百年前的世之珍器，或会有一种祗回留之不忍去的心情吧。

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河间王元琛为当时豪首，“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可见西方进口的玻璃碗于皇室宗亲是可以用来斗富之物。

山西博物馆藏大同出土北魏玻璃碗

山西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一件玻璃碗，淡绿色半透明，圜底球腹，侈口，颈微收，碗腹外壁磨有4排向内凹的椭圆形纹饰，底部另磨有6个凹面圆形装饰，是一件质量极好的萨珊玻璃，此器保存完好，大同是北魏都城平城所在地，这件玻璃就是当时中土所无、西域而来的奇珍异宝。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中出土有一件完整的玻璃碗。其口径9.5厘米，高8厘米，腹深6.8厘米，下腹最大径9.8厘米，重245.6克，碗壁厚约4毫米，青绿透明。碗内壁光洁，无打磨痕迹。外壁装饰两圈凸起的圆形装饰，上下错位，共14个，突起纹饰最厚处为7毫米。底部有一凹球面以作圈足。这件玻璃碗先以吹制法成型，然后用雕花技术刻磨厚壁碗以雕出碗壁凸起的圆饰，最后将碗外壁通体打磨抛光。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北周李贤墓出土萨珊玻璃碗

李贤曾任北周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泾秦陇灵等州诸军事、原州刺史”之职，进爵“河西桓公”，北周武帝宇文邕襁褓时即寄养在李贤家中，其地位显赫，《北史》、《周书》、《隋书》中均有传，其随葬品自是当世最为贵重之物，李贤墓出土的这件玻璃碗，是一件极为精致的钠钙玻璃器 ，这样完整而精美的萨珊王朝玻璃碗，在世界上也难找出可以胜之者，是古代玻璃的稀有的精品。

历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朝的重臣王士良墓出土有一件玻璃盘，敞口圜底，高3厘米，口径10.8厘米，底径2.7厘米，盘壁厚0.2厘米。口沿外有弦纹二周，盘腹外壁有三排椭圆形内凹磨花，也是一件少见精美的萨珊玻璃器。

隋使持节上大将军并曹沧许郑五州刺史广昌肃公王士良墓出土玻璃盘

《北史·大月氏传》记：“世祖（太武帝）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月氏国人在北魏平城所制的玻璃“光色映彻”，使观者莫不惊骇，可见只要有工匠技师，中土已具备条件可生产透明度很高的玻璃器，中亚的吹制玻璃技术也在此时传入中国。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出土有一太和五年（481年）石函，石函中有多件吹制玻璃容器，其中制作工艺水平最高者位一件天青色透明玻璃钵，圜底敛口、圆唇鼓腹。钵高7.9、口径13.4、腹径14.7厘米，底部最厚处0.85厘米，向上厚度递减，器壁最薄处0.2厘米，口边下厚0.3厘米。

河北省博物馆藏定州北魏玻璃钵

另有一玻璃球形鼓腹小壶，天青色，高4.3厘米，腹部最大径4.9厘米，腹部器壁最薄处仅0.1毫米，重22.9克。定县佛塔是北魏孝文帝与文明太皇太后发愿所建，舍利函中供养之物大部分可能出自皇室御府内库，舍利函中的这几件玻璃器，也许就是月氏国商贩铸造的玻璃器遗制，也多半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造吹制玻璃容器。

河北省博物馆藏定州北魏玻璃瓶

公元589年，隋灭陈而统一南北，其国祚虽短短37年，但隋代的玻璃器却出土多件。隋文帝外孙女李静训墓石棺中存有8件玻璃器和一些玻璃珠，其中带盖玻璃罐平口缩颈，通高4.3、口径2.8、腹径2.8、壁厚0.3厘米，器口有磨平痕迹。扁圆形盖高0.5、径3、厚0.2厘米，绿色透明；一件蛋形器长6.3、短径4.7、厚0.1厘米，玻璃颜色与质料和带盖玻璃罐相同。

国家博物馆藏隋李静训墓玻璃罐及蛋形器

李静训墓另出土有一件带盖扁瓶，高12.5、口径4.5、足高0.9厘米，玻璃条口沿和缠圈足，绿色透明。李静训墓出土的这些玻璃器，其造型与西方的器物明显不同，而与中国流行的瓷器器形相似，可能是当时国产玻璃器。

隋李静训墓出土盖扁瓶

大业五年（609年），隋明帝杨广西巡张掖，高昌、伊吾等西域二十七国贡献千里之地，西域至中原再次“胡商往来相继”，这时候作为重要的舶来商品，西方的玻璃容器不断地大量输入，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隋代无色透明玻璃瓶，高15厘米，瓶口为凤首造型，把手连接瓶口和瓶肩，这件玻璃瓶无模吹制而成，是一件由丝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隋无色透明凤首玻璃瓶

隋代的玻璃器皿的器形虽小，但工艺水平大为提高，玻璃制作的原料，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战国到汉我的铅钡玻璃，转变为高铅玻璃，高铅玻璃料性大，便于加工薄壁的玻璃器，也更适用于吹制技术，这为唐代的玻璃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不过即使到了晚唐之世，国产玻璃器还是无法与西方玻璃器争胜，现存的大多唐代玻璃器，也还都是西方舶来品。

西安何家村8世纪前后的窖藏中出土了一件黄绿色凸纹玻璃杯，高9.7、口径14.3、底径l0.3厘米。侈口平底，碗壁略内收下斜，口沿外翻卷成圆唇，口沿唇下有一周凸起的弦纹，碗腹外壁有八组玻璃条圆环纹饰，是西亚玻璃制品。

何家村窖藏绿色凸纹玻璃杯

伊斯兰阿拉伯于公元七世纪兴起，公元651年，萨珊王朝覆灭，阿拉伯占据占领了地中海东岸和伊朗高原两个世界玻璃制造中心，在继承罗马和萨珊玻璃工艺的基础上，阿拉伯帝国发展出了自己的伊斯兰玻璃工艺，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也随着中西贸易而进入中国，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多件玻璃器即为其中的精华。

淡黄色盘口琉璃瓶，口径4.7、腹径10.7、足底径7.3、高21.4厘米，重405克。此瓶盘口细颈，鼓腹圈足，瓶颈下有一圈凸棱，瓶腹外壁粘饰花纹，可分为四重。第一重为一圈深紫色琉璃圆饰，饰心凸出一小乳钉；第二重位居瓶腹中心部位，以拉丝手法将淡黄色玻璃丝条拉成多角形饰件；第三重为六个莲心状圆饰；第四重靠近瓶底，与第一重相近，同为亦为深紫色琉璃圆饰，但圆饰上又拉出一细丝条贴于瓶壁。

淡黄色盘口贴花琉璃瓶

在玻璃容器器壁外缠贴玻璃丝条，是罗马玻璃典型的装饰工艺，而在器壁外贴以玻璃圆、星状等花饰的玻璃贴花，则是伊斯兰独有的玻璃装饰工艺，这种工艺大体是在将热熔的玻璃小团挑到已经完成的玻璃容器外壁之上，再以模压或拔拉成一定的造型以作装饰，属于玻璃热加工装饰工艺。

法门寺地宫藏淡黄色直筒琉璃杯

淡黄色直筒琉璃杯，口径8.3、腹深8.1、高8.3厘米，重128克。深腹直筒．直口尖唇，腹壁略外鼓，杯底微内凹。壁面装饰五组花纹．每组中菱纹为中心图案，菱纹外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各组菱纹双环纹以两行竖联珠纹相隔。

这件直筒琉璃杯采用的模制印花玻璃工艺，大体先将黏土或木头制成一个刻有纹饰的模具，然后将热熔的玻璃团放在这个模具中再进行吹制，最后使模具脱离，模具里的纹饰自然就印在了变冷坚硬的玻璃器之上，这是利用了模铸和吹制结合的玻璃工艺。

淡黄色直筒琉璃杯纹饰

釉彩罂粟纹玻璃盘，高2.7、口径14.1、底径11.8厘米，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底微内凸，玻璃为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盘内壁口沿处绘有12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部绘有两周黑色弦纹，底部绘有黑色石榴纹。盘内壁除了黑色花纹外，施满不透明黄色作为底色。

法门寺地宫藏釉彩罂粟纹玻璃盘

釉彩玻璃多半取法于釉陶工艺，其工序大致为，将适量的矿物颜料研磨成细颗粒，配以松节油、松香等黏合剂，涂绘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然后把绘上釉料的玻璃器放人特定温度的窑室里加热，这加热温度必须恰到好处，既要达到釉色层的熔点，又要低于玻璃容器本身制热熔点，这件罂粟纹黄色琉璃盘，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釉彩玻璃。

法门寺地宫出土6件刻纹蓝玻璃盘，均保存完好，图案华丽，刻纹是以在玻璃成器之后，用比琉璃更为坚硬的坚细工具在琉璃表面浅刻花纹，属于冷加工玻璃工艺。

法门寺地宫藏刻纹蓝玻璃盘

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口径15.9、高2.l、深1.8厘米，重132克。直口尖唇，浅腹平底，盘心微凸。深蓝色，透明。盘心内以枫叶纹描金装饰，外衬以水波纹和斜线装饰．并以同心圆分割。

法门寺地宫藏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

这种描金玻璃盘是玻璃刻纹工艺的基础上，以金色着重描绘主要图案，使华丽的玻璃盘更为绚烂夺目。据地宫物账的记录，这批刻纹玻璃盘是唐僖宗的供奉品，于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藏人地宫。

法门寺地宫共出土玻璃器共20件，其中只有一套两件玻璃茶盏茶托可能是国产玻璃器。

法门寺地宫藏玻璃茶盏茶托

玻璃茶盏为淡黄色，稍泛绿色，透明度好，口径12.7、通高5.2、腹深4厘米，重117克；玻璃茶托颜色与茶碗一样。平底深托，盘径13.7、足径4.5、通高3.8厘米，重138克，两者都为无模吹制成形。

玻璃茶盏与茶托分置

地宫出土《衣物帐》碑文中称这套玻璃茶盏托为“琉璃茶碗拓子一副”，也是唐僖宗的奉献物。中国最早的茶具六朝时期即已在江南出现，当时生产的青瓷中，多有瓷盏和配套茶托盘配套的茶具，造型与唐代法门寺“琉璃茶碗拓子”大体相同。

南朝青釉茶盏茶托，高8.8、口径10、底径5.8厘米，上博藏

《封氏闻见记》记茶云：“南人好引之，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浴，”饮茶的兴盛与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盛唐以前，茶是一种既辣且咸的菜汤，当时人们饮茶“用葱、姜、枣、桔皮、茱萸、簿荷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陆羽在《茶经》中提倡“煎茶法”，是以先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俟水微沸，量出茶末往釜心投下，随即用竹筅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碗中饮用。

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北宋摹本之茶盏茶托局部

到了晚唐又兴起了一种在茶瓶中煮水，置茶末于茶盏，再持瓶向盏中注沸水冲茶的“点茶法”。无论是“煎茶法”还是“点茶法”，对盛茶茶具的要求，包括材料质地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必然越来越高。另外佛教中礼佛有“茶供养”，而唐僖宗供奉法门寺舍利地宫的茶盏茶托，是以比黄金更为珍贵的玻璃制作，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帝王级供养的一种如实体现。

到了宋辽之际，玻璃制造业已非宫廷皇室所垄断，民间的玻璃作坊也已经发展起来，质量普通的玻璃制品已成为比较常见之物，不过做工复杂、造型精美的进口玻璃器，仍为世人所重，一些珍品往往作为供奉物舍入地宫。

内蒙古博物馆藏陈国公主带把玻璃杯

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的合葬墓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其中一件完整的的带把玻璃杯，高11.4厘米，口径9、底径5.4厘米，深棕色透明，外表附有风化层，口微敛，径圆筒状，肩部外鼓，腹部陡收，假圈足，在口和肩部连接着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圆饼状物为扳手，很可能是一件伊朗高原10世纪产的玻璃器。

辽陈国公主墓乳钉纹玻璃瓶

另有一件经复原的乳钉纹玻璃瓶，高17厘米，口径6、腹径9.5、底径8.7厘米，无色透明，侈口长颈，呈漏斗形，鼓腹，喇叭口状高圈足，腹壁饰五排小乳钉纹。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其瓶把，是用10层玻璃条镂空堆砌而成的，这需要玻璃工匠充分掌握热熔态玻璃在降温时由软变硬的时机，以高超的手法逐步堆砌才能完成的复杂工艺，这件乳钉纹玻璃瓶很可能是埃及或叙利亚的玻璃产品。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器中有一件刻花玻璃盘，口径25.5厘米，底径10、高6.8厘米，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敞口圆唇，弧腹圈足，腹壁刻有一周以手工用砂轮打磨出的28个小四棱锥装饰。这件刻花玻璃盘器形美观，制工精细，可能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10-11世纪的制品，为现存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玻璃珍品！

辽陈国公主墓刻花玻璃盘

辽陈国公主墓葬中的玻璃器既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有来自大食伊斯兰世界之物，可见辽与西方的交流是远远超乎常人想象的。

长时间的暴露于空气之中，或常年常年存于地下，玻璃器物的表面容易产生厚厚的风化层，使其失去晶莹透明特性，所以现在所见的古代玻璃，并不是其本来的面貌。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淡蓝色高脚玻璃杯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一件淡蓝色高脚玻璃杯，口径9、足径3.8、高12.5厘米，侈口深腹、高足圜底，为无模吹制法制成，整件器物晶莹剔透，依稀还是千年前的原样，屏息凝视，应该能够会心古人视玻璃为宝那种心情吧。

唐人将天然宝玉称为“颇黎”，慧琳《一切经音义》云：“颇胝，梵言塞颇胝迦，此云水玉或言白珠，旧言颇黎是也。大论云此宝出山石窟中，过千年冰为颇黎珠。案：西域暑热无冰，极饶此物，非冰所出，但石之类。”颜师古博古通今，却认为国产的玻璃为人造品，而外国的玻璃是天然物。

到了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对玻璃名称、制法等作了详细确切的说明，终于认识到“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元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将国产玻璃制的灯称之为“琉璃灯”，把从阿拉伯进口的玻璃器物称为“玻璃”，如“大食玻璃官窑等瓶”，由此，“玻璃”一词才成为专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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