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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朝阳公园举办的北京书市，是不少书迷淘旧书的好去处。在这些发黄的故纸堆中，有心有缘之人往往能发现不少宝贝。66岁的老北京人方继孝就这样淘了30多年，收藏了包括陈独秀、胡适、陈寅恪、曹禺、茅盾、巴金等在内的上万份名家书信、手稿，还出版了近20部研究专著。近日，顶着六月的酷暑，方继孝携新书《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现身书市，与众多读者及收藏爱好者们聊起了自己这些年在收藏中的奇遇和收获。

集邮集到曹禺冰心的亲笔信

“收藏是一个偶然的事。”方继孝回忆，自己刚开始接触收藏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生活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玩得高雅一点的就是集邮。”看到一些亲友们来信的信封上有好看的邮票，方继孝就把它们小心地泡下来。

那会儿，北京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邮市，只是在和平门、什刹海边上，有集邮爱好者定期去交换一下邮票。到了80年代中期，月坛公园里有了一个集邮市场，当时在附近一所学校当语文老师的方继孝便常去那转一转。

有一次，一个摊主叫住了他：“我这有一口袋从某单位弄出来的旧信封，你可以翻翻。”当时的交易是根据邮票和信封的价值算的，所以卖邮票的人从不看里面的信。但方继孝偏偏要看，这一看不得了，随手抽出来的几封中就有冰心和曹禺的亲笔信，还有《红日》作者吴强、《红旗谱》作者梁斌、《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的亲笔信，而且每个信封里都有一张作家的简历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1978年后有出版社要再版一批书，与作家沟通联络的信件。”

这一口袋信封是摊主按照废纸买来的，最终以600多块钱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方继孝，“当时大概是1987年左右，600多块钱也不是小数，我分了三四个月才还清。” 从这一口袋“废纸”里，方继孝整理出二三百位中国知名作家亲笔填写的简历表和书信。“我的收藏最后锁定在名人手迹，就是从月坛淘得的第一桶金。”

1989年，一位藏友开着面的把他带到了潘家园，“当时潘家园还没有形成市场，我的印象里是中间有一道小马路，小马路的西边和东边都跟工地似的，还有水坑，有好多人摆地摊，旧书、烂报、破瓷瓶，什么都有。”在一个树杈子搭建的旧书摊上，方继孝发现了一些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旧信封。摊主见他感兴趣，又从木架子底下提溜出一个脏兮兮的“尿素”袋子，里面全是揉成团的信件。方继孝伸手抓出一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这把“烂纸”里全是作家与出版社签订的出书合同和发稿单，其中就有茅盾为《鼓吹续集》用毛笔写的“后记”，以及巴金亲笔写的《新声集》的序等。摊主开价300元，方继孝没敢砍价，买下后赶紧回了家，生怕对方反悔。

碎纸屑里找出陈寅恪手稿

淘得这两批藏品后，方继孝每周都去逛月坛、什刹海、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并暗暗将收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知名作家的手迹，立为自己的收藏目标。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增加了一个“进货”渠道，“那时候拍卖公司刚成立，东西非常便宜。1994年，中国嘉德第一次拍卖，王国维的一封信只要一两千，现在大概卖到十几万了。”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拍下了一个册页，里面有王国维、丁文江、林琴南等20多位名人的手迹，“底价2000元，我不到5000元就拍下来了。”

茅盾《鼓吹续集》后记手稿

一天，方继孝接到相熟的书估（售书人）的寻呼，说从南城一个回收站里收到好几公斤某出版社丢出来的书稿，要接他去住处看货。颠簸的车上，方继孝开始翻弄车厢里的杂书。他发现，在打着瞌睡的书估脚下，踩着一份用曲别针别住的文稿，仔细打量，原来是商务印书馆的东西，受文者栏有“钱穆”字样。他试图从书估的脚下抻出这份文稿，但没有成功。多年经验告诉他，越是这时候越要绷得住劲儿。到了住地后，他耐着性子看完了三四袋书稿，都没有出价。见书估很是扫兴，他便淡淡地说，车里那些东西还有点用，可以买一点。最终，书估以一个超低的打包价把那堆旧书卖给了方继孝，对方并不知道，这其中就有钱穆的手札。

中国白酒收藏：喝也文化藏也文化

自商品经济化以来，全国各种酒类的评选也风起云涌，选出的“名酒”无数。但是，如今提起国家名酒，基本还是1989年以前的“十七大名酒”。因为那五届国家级名酒评选时，基本没有多少商业利害关系，对评委要求也很严，样品要求也高，评选结果也就相对公正。例如

除了“演技”，收藏有时也需要些运气。陈寅恪先生的手迹，是方继孝从90年代初就开始寻觅的，却一直遗憾错过。2003年年末，一位经营旧书的朋友给他送来了一直想要的冯承钧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的手稿，出价一万元，方继孝很痛快地拿钱，朋友顺手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残稿等送给他。晚上整理这些残稿时方继孝发现，“有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再往下读，紧靠纸边有几个并不起眼的字：‘寅恪谨注。六月七日。’”这让他不由得感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方继孝就一边收藏一边研究、写作。一开始是在单位内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后来不断受到出版社邀约，已经陆续出版近20部著作。这些成果，也见证了他从一名收藏家到文史学者的转型。

“我的祖父就曾办过私塾，三个哥哥也都是高学历，从小家里就有很多书，中学时期我几乎就把国内外经典的小说都看遍了。”谈到对文史的喜爱，方继孝坦言自己受到家风影响。深厚的文学功底，再加上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让方继孝在文化名人手迹的收藏领域得以深耕下去。

更看重藏品背后的文化价值

现在，方继孝的两间书房内，满满当当地存放着一万多件名人手迹。好几年前，有人给他估过价，“当时总价值约4000多万，现在肯定不止了，这几年炒得太火了。”

方继孝藏品 巴金《新声集序》

从文献价值来看，他最看重三件藏品。其一，是陈独秀关于文字学的手稿，它填补了学术上的一个空白，由方继孝点校的《陈独秀先生遗稿》曾获2007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提名。其二，就是溥仪亲笔修改的《我的前半生》文稿。因为这份特殊的修订版文稿的存在，经由方继孝和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溥仪批校本》的出版。

另一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档案。通过研究这批资料，方继孝发现，当时的简化字改革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为了扫盲和普及汉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听取了众多学者的意见，确定了简化字的几大方针。其中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会生造一些简化字。汉字简化后的几年，全国的文盲由80%降到30%，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现在我们使用的简化“鱼”字，就是郭沫若提出的方案。

生活中的方继孝不抽烟不喝酒，对豪车豪宅也不感兴趣，他把全部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了收藏和研究，“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些书信中窥见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还原这些文化名人更真实的思想与为人，这就是我从事此类收藏最大的价值。”

如今，他也开始为这些藏品的未来思考，“纸质的东西，寿命有限，在家里保管其实是在减寿。另一方面，我的学历、精力也有限，不可能把这一万多件藏品背后的价值都挖掘出来。”他希望，国家能对民间收藏有更多的政策扶持，“最好的办法就是建馆。深圳有位企业家建了很大的博物馆，邀请我去，但我是北京人，还是希望把这些藏品留在北京。”

去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方继孝整理出500余件藏品，举办了“红墙下的名人手迹展”。今年是徽班进京230周年，他又在为京剧名家手迹展的筹备忙碌着。他希望，这些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宝贝”，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更多人透过它们，穿越历史迷雾，探寻更真实的文化脉络。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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