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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文献展现甘肃歌谣发展历程

戚晓萍

百年沧桑，白驹过隙。一个世纪以前，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歌谣运动，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汇聚全国各界学术精英投入到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之中。受此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甘肃歌谣研究亦散发出耀眼光芒，并留下数件珍贵的学术文献，传世至今。

1918年2月，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征集全国近世歌谣，这一举动后来发展为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为工作机构的全国性歌谣征集运动，其学术阵地便是《歌谣周刊》。甘肃歌谣的现代研究与《歌谣周刊》、歌谣运动，有着极深的渊源。

《歌谣周刊》的刊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2年12月17日创刊至1925年6月28日停刊，共刊发97期内容；第二个阶段是1936年4月4日复刊至1937年6月26日停刊，共刊发53期内容。《歌谣周刊》的创刊号，由常惠先生撰写发刊词；《歌谣周刊》的复刊号，由胡适先生撰写复刊词。

就《歌谣周刊》的创刊号而言，除了发刊词，另有两条与甘肃歌谣现代研究有关的重要信息值得我们关注。根据创刊号中的“来件”信息可知，在1922年的12月1日《歌谣周刊》收到范恕提供的甘肃歌谣2则；1922年的12月3日《歌谣周刊》收到微尘提供的甘肃歌谣8则。此处的微尘，似为笔名，究竟为何人尚未可知。此处的范恕，则极有可能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靖远人范恕（字心如），亦即范振绪先生之长子。这两则信息说明，精英阶层对甘肃歌谣的学术采集，自歌谣运动伊始便已兴起，而且极有可能是来自于甘肃籍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之行动。

《甘肃的歌谣——“话儿”》袁复礼（歌谣周刊第82号头版）

精英阶层对甘肃歌谣的学术研究，则肇始于《歌谣周刊》第八十二号。袁复礼（1893年-1987年），河北省徐水县人，中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先驱。1923年-1924年，袁复礼先生在甘肃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勘探间歇记录了沿途不绝于耳的“话儿”，并于1925年3月15日在《歌谣周刊》第八十二号加以发表，题为《甘肃的歌谣——“话儿”》。在这篇文章中得以刊登的“甘肃歌谣”共34首，有山歌“花儿”30首，还有秧歌小调4首。其中的30首“花儿”流传于当时的秦州、河州、狄道、甘州、凉州等地，属于河湟型花儿的范畴。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袁复礼先生不仅发表了他所采集到的“花儿”歌唱文本，更标注了这些“花儿”的传承区域，及其歌者群体，形象而细致地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花儿”歌谣在甘肃民众生活中的存在样貌。

“外省人一入了甘肃境，就可以听到一种极高亢的歌调，其音调之高及音程、音阶变换之奇特，尤能使外省人特别注意。‘话儿’的散布很普遍，在东部平凉、固原，西北部凉州、甘州，都听见过，由兰州至狄道，沿路所闻的尤多。此外，尚有西宁同河州商人，秦州、秦安的脚夫都会唱。”——引自《歌谣周刊》第八二号。

《甘肃的歌谣——“话儿”》使得以“花儿”为代表的甘肃歌谣走出陇原、为世人所瞩目，成为甘肃歌谣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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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大歌谣运动的不断推进，偏居西北一隅的甘肃知识分子阶层也生发起歌谣采集与研究的热潮。他们逐渐认识到甘肃歌谣其文艺的、学术的多重价值，开始有意地搜集它、研究它。在这个过程中，张亚雄和赵子贤二位先生所从事的甘肃歌谣采集活动及其成果，完成了甘肃歌谣研究界对北大歌谣运动的学术回应，留下了甘肃歌谣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亚雄（1909年-1989年），男，甘肃省榆中县人。张亚雄先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就学期间，受张一悟、邵飘萍、徐凌霄等先生教诲和影响，了解到北大“歌谣运动”的发展历程，树立了歌谣研究志向，并着手对家乡的“花儿”进行搜集。1931年，在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前夕，他撰写发表了研究论文《花儿序》。1933年7月8日、7月9日，张亚雄先生在《甘肃民国日报》的《生命线》栏目，以笔名“亚子”发表了他的论文《花儿序》。1936年8月11日至16日，他又在《甘肃民国日报》副刊连载6天，发表了他的《花儿后序》。1936年8月22日，张亚雄先生效法“歌谣运动”的歌谣征集方式，在《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发布了《征花小启》，自此开始了以《甘肃民国日报》为阵地的“花儿”征集和发表工作。就在1936年8月22日当日，他开始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刊载其搜集到的“花儿”歌谣。这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花儿”暂且摘录如下：

半个儿晴，半个儿阴，半个霄（注）红者里，两条身子一娘生，打你是我痛哩。（注：霄音哨，土语。彩霞也，乡人以占天晴，天阴。）

《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刊登的首个《征花小启》。（局部图）

《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刊登的《花儿后序》。

自此以后，“花儿”便在《甘肃民国日报》开了专栏，有时是《一日一朵花》，即刊发一首“花儿”；有时是《鲜花一束》或直接简化作《花儿》，刊发数首“花儿”；有时还会刊发相关主题的一组“花儿”，比如《西游记》《绮丽的月令曲》《薛仁贵征东》等。随着收获数量的增多，张亚雄先生给刊发的“花儿”都排了序号。这样的搜集与刊发，在《甘肃民国日报》上持续了数月之久。

赵子贤（1908年-1980年），男，甘肃省西和县人。赵子贤先生青年时代曾参加过第三次北伐，后在开封、天津、兰州、银川等地求学、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因守孝返回家乡西和，从事教育工作。受进步思想影响，1936年暑假前，他发动、组织当时西和县最高学府——鼓楼南高级小学的学生搜集流传于各村各处的乞巧歌。假期中间恰逢七夕乞巧节，同学们搜集到很多乞巧歌。根据参与这次搜集活动的学生姜锐先生的回忆，同学们搜集来的乞巧歌，其地理范围“北自盐官、祁山，南至何坝、横岭山”。暑假结束后，赵子贤先生指导学生将搜集来的乞巧歌汇总、查重、去重、分类、校字、抄录。然后由其题字“乞巧歌”，并在书册的内页以诗歌形式题写了他对西和乞巧歌的理解。

《西和乞巧歌》封面

这两首题诗写道：“纸上心弦神鬼惊，女儿悲苦气难平。出脓出血刑半死，嫁狗嫁鸡判一生。乞巧唯求厄运少，及笄似向峭崖行。亭亭珠玉家中宝，父母谁闻唱巧声。 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自回萦。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由于两首题诗的落款时间在“丙子重阳”，故可推断这部来自于田野作业的《乞巧歌》，“成书”时间当在1936年10月23日之前。

时隔七十余年，在西和县人民政府的策划下，赵子贤先生的儿子赵逵夫教授将子贤先生此遗作加以校订，于2010年4月在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2014年7月，此著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再次出版。

民国时期的甘肃虽为西北闭塞之地，但进步的青年、变革的思想为这片大地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在北大“歌谣运动”的影响下，他们重新审视这片土地上传承千载的民间歌谣，乡土文化自信的种子已然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心中觉醒。除上文介绍的三位代表性人物所留下的珍贵文献以外，民国时期受北大“歌谣运动”影响，从事甘肃歌谣采集与研究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留下的民国文献也有许多。外来的知识分子用他者的眼光，去欣赏这充满地域文化的歌谣之美，袁复礼、顾颉刚、范长江、王树民等先生，都曾在甘肃考察期间为甘肃歌谣著文；本省的知识分子检视家乡民俗，去挖掘这乡土艺术的文化魅力，张亚雄、赵子贤、牙含章、慕少堂等先生，都留有搜集、研究甘肃歌谣的现代经典著作。同期，在民国各大刊物、报纸上撰写甘肃歌谣文章的陇原贤达及其研究成果还有很多，比如陆泰安、孟平、谢润甫等，他们为后代子孙留下了甘肃歌谣现代研究的宝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