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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方《官箴刻石》，上镌刻着36个字：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

《官箴刻石》的文字用楷书书写，庄重而平稳，运笔锐利雄浑，结体匀称和谐，可谓笔笔精到，字字珠玑，句句药石。

《官箴》诠释了为官之本。一是公，二是廉。意为：下属敬畏我，不在于我严厉而在于我廉洁；百姓信服我，不在于我有才干而在于我办事公正。廉洁则下属不敢轻慢，公正则百姓不敢欺蒙。处事公正才能明辨是非，做人廉洁才能树立威信。

据考证，《官箴》之言最早出自明初学者曹端之口，后山东巡抚年富对其词句稍作改动，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并用楷书书写，作为自己为官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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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1376—1434年），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人。明初著名学者、理学家。他提倡与人为善，自己必先躬行的原则。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曹端的学生郭晟科考中举，授西安府同知。上任前专门去拜访恩师，讨教做官之道。曹对郭说：“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年富（1395—1464年），字大有，号谦斋，明凤阳府怀远杨楼人。本姓严，为东汉名士严光之后。明洪武初，因“年”与“严”音相近，附户籍为年，从此便以年为姓。年富苦读经书，以科举进入仕途。《明史》说其：“年龄虽轻，老成持重，俨然如老儒”。年富历事明成祖至明宪宗数朝，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无论到哪里，都清廉刚正，成为一代名臣。

访察民情，减轻赋税。年富在陕西任上，巡视州郡，访察民情，得知有一些戍守边关的将校，各占有肥田沃土三四十顷。于是，年富奏报被将校们侵占的良田每顷拟缴纳赋税十二石。后经廷议“减三之二，遂为定额”，从而增加边关的赋税收入。此后，年富反复核算军饷费用开支，奏请朝廷减老弱病卒，淘汰劣马，杜绝贪腐。皇帝赞赏其革除弊病的举措，准其奏。正统九年（1444年），年富升任河南右布政使，正赶上河南闹饥荒，流民20余万人，社会秩序混乱。河南巡抚于谦委任年富负责流亡百姓安抚，经过年富的努力，百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刚直不阿，惩治贪腐。年富在陕西任职九年，遇事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时声震关中。但由于执法过严，触犯朝廷权贵们的利益，屡遭诽谤诬告。陕西文武官员担心失去年富，于是联名上书朝廷，陈述其功劳，年富方得以停俸留任。景泰二年（1451年）春，年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土木堡之变”后社会、军队的治理一片混乱。当时，皇族权贵们令家人冒领官库银帛，充实边疆的粮食也多被贪污。年富依法严惩，又弹劾分守中官、参将及山西参政等人犯罪。诸豪家对年富恨之入骨，结伙罗织罪名上告年富。幸亏朝中于谦等大臣力保，年富才得以幸免。

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天顺四年春（1460年），吏部缺尚书，大臣李贤鼎力举荐年富。明英宗对李贤说：“户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为贤也”。户部尚书职高权重，掌管全国土地、赋税、户籍、军需、俸禄、粮饷、财政收支等关乎民生和国家命脉之大权。年富事必躬亲，兢兢业业，官员不敢欺上，僚属不敢擅权，户部经其治理，面貌焕然一新。年富终年70岁，赐号恭定。《明史》评价年富：“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与王翱同称名臣。”

《官箴刻石》顾名思义，就是做官的箴言，是对做官者的规诫和劝勉，也是为官的座右铭。公正廉明是做官之本，也是官箴的主要内容。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曾说：“廉者，政之本也。”并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况，掌权时立箴示属下：“公生明，偏生暗。”西汉董仲舒在所著《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也有“至廉而威”的名句。所以，做官者不仅要依赖权力取得威权和威力，还要以身正清廉博得民众的威信和威望。

《官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涌现出包拯、海瑞和年富、颜希深祖孙三代等一批清官。《官箴刻石》传世至今，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新时代，为廉政建设提供一份来自历史的“给养”，是执政用权者应有的敬畏之心，理当铭记于心的警世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