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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是一项不断接近绝对真理但又永远不可能到达绝对真理的工作。从总体上看，它所得出的结论都只能是相对真理。

晋 王献之 《中秋帖》

现如今对于鉴定的认识水平，是远远超越了古人的。古人鉴定撇开乾隆皇帝不论，即以米芾、董其昌、赵孟頫而论，许多结论在今天看来都已不能成立，比如王献之的《中秋帖》，先被认为是谢灵运，后来又被认为是张旭的《古诗四帖》等等。这是因为古人的认识有他们的时代局限，而现今的认识则要比他们全面得多。

没有一个古人能对他所处时代存世的古代书画作品看过30％，而在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今天，再加上信息传媒的发达、原作的公开陈列、印刷品的高度逼真，对尚存留世上的古代书画作品能看过50％以上不再是一件难事。鉴定的基本方法是比较，而掌握的资料越全面，所得出的结论的准确性也就越高，这是今人超出古人的地方，同理后人当然也将会超过今人。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但是这只是总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落实到个别情况，今人也有不及古人的地方，后人也肯定会有不及今人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古人能见到的资料，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会消灭，致使今人是无法见到了。如果这些资料十分重要，那么论质不论量，古人的高明之处有今人所永远无法企及的。

由于鉴定者对于资料的把握永远不可能包罗无遗，不仅对于存世的不可能全部看过，对于已消灭的更不可能使它们再现。所以古人的鉴定结论只能是相对的真理，今人即使可以部分地证实古人或者证伪古人，从而使鉴定的结论趋近绝对真理，但实际上还是相对真理。后人当然也是如此。

唐寅《牡丹仕女图》

除了受资料把握的局限之外，鉴定的相对性还在于任何全面的比较，都不可能保证它的结论绝对的正确而没有万无一失。

史料中记载，沈周每有人持他的假画请求鉴定他都说是真的。这其中当然有他看出是假的，但为了成人之美而说是真的，但也有确是以假为真而走眼的。按理说对沈周画风的认识，当然是沈周本人最全面、最深刻，但他却并未能百分之百地准确鉴定出自己名款的作品的真伪。

詹景凤(1520–1602)《东图玄览》

再说一说詹景风的《东图玄览编》，他到文徵明的家中去，文徵明拿出一张新买的沈周的作品，以为是沈周的标准器，头头是道地解析一通。而这样的作品詹景风在市场上见到不止一幅，并非常明了它的作伪、兜售手法。按理说作为沈周的学生，对于沈周画风的认识，文徵明的全面、深刻、权威，也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却也在这个问题上走眼了。

因为资料的不全面，所导致的鉴定结论的错误，或以真为伪，或以伪为真，或张冠李戴等，当资料被重新发现，它们可以被纠正过来，当没有新的资料、新的证据发现，它们就无法被证实或证伪，我们只能尊重现有的结论。

明 邵弥贻鹤寄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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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资料的问题，而是因为认识本身的局限问题，比如经沈周鉴定为真品，实质为作假的“沈周”作品，经文徵明鉴定为真，实质是伪作的“沈周”作品，经几百年来公认为真，并为《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作为印鉴采集标本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我们虽然可以肯定其中必有假的，却无法确指哪一件是假的。如此我们单对于“艺术风格”、“笔墨性格”的全面比较，而不依靠新的资料、证据的发现，是否能使认识获得飞跃，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尊重成说”的问题，而是赝品作为真迹，变成了“铁证”如山。

从古书画的鉴定，联想到当代书画的鉴定，使冤假错案成为“铁证”如山的情况，无疑更加严峻。因为虽然从鉴定的水平来说，今人可能超越前人，而作假的水平，今人更是远远的超越了前人，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像张大千、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一些大名头的伪作，在今天的市场上层出不穷。撇开那些作假拙劣的，其中一些高手的仿造确实足以乱真。如果不是结合纸张、墨色、做旧的程度等因素，单单从笔墨风格上和题款钤印上，几乎难以分辨真伪，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只要再过50年，这些辅助的因素便失去作用，比如做旧的处理，在今人还可以发现它的痕迹，50年后便消失，不能肯定作品是经过了做旧的处理，这样单靠笔墨风格、题款钤印要证明它是伪，就难乎其难了。既然不能证明它是假的，它就成了真的，如果它在某一位有身份的人手里，它就更假不了了。

黄宾虹 池阳湖舍 扇面

事实上不需要过50年，即便在今天，在某些当事的书画家，便己对自己作品的真伪，有些弄不太清了，正如当年的沈周那样。

所以书画鉴定的相对真理性，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而局限性之一便是把伪作鉴定为真迹，就像前面说的。还有的局限性是还有可能把真迹鉴定为是假的。

比如说某一位书画家早年的作品，后期已经非常罕见，而他的笔墨风格还有印鉴、款识再加上水平较差，与成熟期的作品已然大相径庭，虽然它是真迹，但鉴定家们却可能把它定为伪作。又如某一位书画家晚年的作品，其笔墨的风格乃至印鉴、款识虽与成熟期的作品相一致，但水平实在粗疏。虽然它是真迹但鉴定家们也可能把它定为伪作。

李可染 1962年作 漓江胜景图 镜心

在当代书画家或是已然在世的老书画家中也有可能发生。除非这类极早年的稚弱之作，或极晚年的粗疏之作，是在书画家本人或家属或友好手上，它们才有可能被承认为真迹。而50年后作为“私交”的因素失去了作证的价值，它们还是有可能被鉴定为伪作。

鉴定不是万能的。诚然世上没有什么是万能的。但在其他工作中，如造桥造错了，会导致桥塌人亡的严重后果，而在鉴定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一方面有不少是难以甚至无法获得纠正的，另一方面即使不作纠正，也不会造成社会性的严重后果。例如前面说的现如今各大博物馆收藏的沈周、文徵明、仇英、唐寅的作品，被《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作为采集印鉴样板的，其中肯宝有伪作，却都被作为真迹，而且这一错误的鉴定结论将难以再去纠正，这对社会又有什么危害？

但是错误的鉴定，对收藏者个人却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它或者可以使收藏者获利，或者可以使收藏者出血。这里不是来鼓励造假，而是指作为收藏者，既无力杜绝作伪者的造假，而鉴定又有它不可克服的局限，我们又应该作出怎样的应对以避害趋利？

老卞是这样建议的，第一对于吃得准是假的，当然不可购买收藏；第二对于虽然吃得准是真的，但今后又有可能被公认为是假的，如早年的、晚年的作品，也不可贸然购买收藏，如果想买则应趁书画家还在世，还讲得清楚的情况下尽快抛出，千万不可作长期收藏，或者传世的想法；第三对于吃不准真假而十分像是真的，或虽然吃得准是假的但在现在或今后无法证明它是假的，不妨以假的或半真半假的价格购买；第四对于吃得准是真的，当然是购买收藏的上选，但价格相对要高得多，须量力而行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