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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记者 陶相银

借钱千余次，把早期收藏的字画都卖了，还卖了三栋房子

戴玉山：痴迷红色收藏的“寻宝人”

戴玉山展示他的藏品，这是一本手抄本的抗战歌曲集。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刘兆阳 李钟芸

他是贫穷的人，蜗居在不足5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体弱多病，还背负着数万元的债务。

他又是富有的，收集有党史资料、实物等两万余件，且掌握“宝贝”背后的故事。

80岁的荣成老人戴玉山痴迷于红色收藏。多年来，他一边搞收藏，一边举办无偿的展览，既当“馆主”也当讲解员；不断走进机关、企业、学校，带着“红色传家宝”，讲述它们背后的红色故事。

戴玉山说，他要“以实物证实历史，以历史教育后人”，这就是他多年来努力的目的，也是他的使命。

坐拥两万余件红色藏品

“大家上午好！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请大家看看这些老物件，听我讲讲共产党在咱们荣成干革命的故事……”5月31日上午，在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的一处展厅里，80岁的戴玉山挺直腰板，当起了讲解员。其实，他还是“馆主”，展览陈设的300多件藏品都是他的收藏。多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纸页泛黄的宣传画册、破损的红旗……对每件藏品的来历、年代，以及背后的故事，戴玉山都讲得细致入微。时间一久，戴玉山开始中气不足，但他喘着粗气，也继续保持声音洪亮。

这场展览，要在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展出一个月，戴玉山就这么放心地把他的这些“宝贝”留在了学校。“我真想一直讲下去，但我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了。”戴玉山说，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即使我不能来讲了，也别耽误展览供孩子们学习，这些藏品被人关注才有价值。”

三天后，戴玉山又拖着羸弱的身体来到了荣成市第三十七中学，为师生们办了一场临时展览，这次的主题是学党史。虽然是临时展览，也展出了上百件展品，都是戴玉山根据主题精心挑选的。

在威海，戴玉山是出了名的“红色收藏家”，但他办展览不挑地方、不挑对象、不收费。大大小小的展览，每年不知道要举办多少次，它可以在社区的会议室里，也可以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或者在烈士陵园、纪念馆。逢传统节日，讲民俗；建党日，讲党史；建军节，就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尤其是每逢重大纪念日，比如甲午战争12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等，戴玉山更是要举办多期专题历史文物展。每次展览，他都根据主题挑选藏品，亲自布展，亲自上阵解说。

戴玉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搞收藏，如今的藏品已极为丰富。“没仔细数过，大概有两万多件。”戴玉山说，他清晰地把藏品分为日本侵华罪行、全民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史料、教育资料、海洋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七个类别，并进行整理。

戴玉山办过的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应威海市博物馆之邀，展出了1400余件实物、史料，展览命名为“日军侵华资料展”。“对于个人收藏来说，能围绕一个主题拿出这么多东西，挺不容易。”戴玉山颇为自豪地说，“日军侵华资料展”他举办了数十次，甚至去烟台举办过。多次的“日军侵华资料展”中，戴玉山总会展出一幅《山东省地质略图》，这是日伪“满洲日日新闻社”于1937年绘制的，尽管是“略图”，但绘制者用图例、色彩、符号等，将遍布山东全境的花岗岩、石英斑岩、金矿、铁矿、砚石、滑石等44种矿产悉数标出。“从这幅图上就能看出侵华日军有多贪婪。”戴玉山说，这样的实物是最好、最鲜活的教材，“每一件都能代表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我收藏它们，就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两万多件藏品中，有一面粗布制作的党旗被戴玉山视若珍宝。这面党旗仅有杂志一般大小，制作非常粗糙。戴玉山解释：“这是20世纪40年代缝制的，应该是当时党员入党宣誓时用的。我推测，缝制者可能没见过党旗，是凭着别人的描述来做的，镰刀的方向都绣反了。”这面粗布党旗“聆听”了胶东多少个党员的赤诚誓言已不得而知，但至今它都迸发着无穷的力量。每当戴玉山展示这面党旗，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大家眼里都有闪亮的光。”所以，戴玉山坚持把“红色传家宝”无偿展览，“要一代代传下去，让孩子们看见，记住党的历史。”

尽管收藏之路极为艰辛，但戴玉山毫不吝啬，有5000多件“宝贝”被他“借”了出去，它们遍布在荣成市乃至环翠区、文登区等各地的展馆里，甚至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物也被借到了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军事博物馆，“也没列清单，也不打借条，只要能教育更多人，就给人家用。”

为了红色收藏，借钱千余次

为了迎接建党100周年这个重大节日，戴玉山踌躇满志，策划了多场展览。但繁重的工作累倒了他，6月6日，他不得不住院治疗，9天后，尚未康复的他执意回了家，因为还有很多展品等他挑选。持续偏高的血压令他每天都头晕不止，说话也有气无力，“我争取尽快康复，怎么能错过这么重要的日子呢。”

对于戴玉山的病倒，熟悉他的人并不意外。且不说已80岁高龄，他还曾做过结肠癌手术，心脏也一直不好，高血压一犯，收缩压就往往在200毫米汞柱以上。“这个倔老头子连点肉、蛋都舍不得吃，身体让他败光了，家也让他败光了。”妻子伯金荣既心疼又嗔怨。戴玉山是荣成化工总厂的退休干部，伯金荣是退休教师，老两口的退休金有近万元。这样的条件搁在一般人家里，足以过上舒服的日子。但这种好生活不仅让戴玉山“败”得一干二净，家里还欠了一堆债务。正如伯金荣所说：“子女结婚成家，买房买车，俺们没帮上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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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戴玉山家，满目都是他的藏品，或堆放或悬挂，非常杂乱，只有50多平方米的小家几乎没有落脚之地。整个家中，除了床上和厨房没被“占领”，再无空余之处。而这个家中，除了液晶电视和空调，也几乎没有与这个时代相符的用品，甚至还有着堪称古老的绿皮铁柜、木头箱子。

墙上有一幅戴玉山的自画像，并配了一首自嘲的打油诗——“我是一乞丐，收藏近现代，住在仓库里，欠下周身债。”一首自嘲诗，道出了戴玉山收藏之路的艰辛与执着。

戴玉山的收藏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酷爱字画的他还只是收藏字画、书籍。从90年代起，戴玉山醉心于红色收藏。“生活好了，人们却有点不知道怎么过好日子了，社会风气变了。”戴玉山说，“革命传统不能丢，要想改变他们，就得讲革命历史，要讲好革命历史，就得有实物来证实。”

戴玉山在196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岳父是革命烈士，在解放潍坊的战斗中牺牲，才21岁。”20世纪60年代，戴玉山曾是荣成县的学雷锋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与革命烈士沈秀芹同台交流，并受到了团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70年，沈秀芹因在大火中抢救国家财产壮烈牺牲，事迹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戴玉山说：“我也决不能落后，论年龄我比她还大5个月，当年她管我叫哥。”

对于红色收藏，戴玉山到了痴迷的地步。他长年累月地拖着虚弱的身体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足迹遍及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数千个村庄，也经常被误认为是古董贩子而被赶出门。“一共骑坏了9辆自行车。”戴玉山说，“只要天气允许，我就没闲着过。”其实，“天气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也没闲着。1995年冬天，一位工友告诉戴玉山，荣成斥山沟姜家村的姜学凤老人那儿有件“宝贝”。那天风雪交加，戴玉山还是骑行了20多公里登门。得知来意后，深受感动的姜学凤直接把“宝贝”送给了戴玉山。这是一条旧得发黄且有5个弹孔的绿色行军毯，是姜学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所用的。之后，这条见证着姜学凤老人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的行军毯，常被戴玉山作为活生生的“教材”，带进校园和展厅。每回，他都小心翼翼地展开行军毯，让孩子们数一数上面的窟窿，告诉他们：“那些冒着枪林弹雨，也要冲锋向前的，就是共产党员！”

坐拥两万多件红色藏品的戴玉山笑言“我把周边的红色藏品‘垄断’了”，而这种“垄断”付出的代价就是“欠了一腚饥荒”。戴玉山给记者看了两个账单本，有手写的借款记录，也有打印的贷款账单，早期的纸页已经泛黄。“这30多年，前后借了1000多笔账，到现在还有四五万元没还完。”戴玉山说，为了搞收藏，他投入了400万元左右，“把早期收藏的字画都卖了，还卖了三栋房子。”

不少人知道戴玉山热爱红色收藏，也把他的热爱当成了“商机”。藏品中的一面红旗上，写着“今朝妇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20世纪60年代荣成一公社的妇女组织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亮出的大旗。戴玉山是在一名古董贩子手中看到这面旗的，就为了买这面破了很多洞的红旗，戴玉山花了80元钱，“我记得是1990年前后的事，那时候我的工资才100多块钱。”

戴玉山也不是没有货真价实的宝贝。他收藏了一幅《浑天一统星象全图》拓印本，是当年北洋水师的教材之一，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幅。多年前，一位日本商人出高价要买下，被戴玉山一口回绝，“这是中国的，给多少钱也不卖。”

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

“我搞收藏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传承。”戴玉山说，他之所以辛苦地办展览，是为了“让人们纵观历史知荣辱，横看民俗晓兴衰。”

在戴玉山租赁的一间储藏室里，堆放着大量的旧书籍、报刊、图片、信件，其中就有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100多份《大众日报》。这些物品，作为废品都卖不上价，却是戴玉山每日都来整理的“宝贝”。因为储藏室简陋，有一次漏雨令很多书籍因浸泡而损毁，戴玉山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废品回收者，对方往屋里一探头，说了句“咱俩是同行啊”。

若从物质的角度衡量，戴玉山的藏品并不贵重，泛黄的奖状、破损的书报、解放军戴过的狗皮帽子，甚至还有纽扣、邮戳，没几件能跟“值钱”挂上钩。若从精神的角度衡量，每件都弥足珍贵，因为戴玉山一直在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东西是死的，有了故事就活了。”

2000年前后，戴玉山在“淘宝”过程中，得到了一页《服务证明书》，上面写有几行字——“具证明书人车锡亭系威海卫海西头村人，现年十九岁，曾在省立文登乡师肄业二年半，在威海卫公立官庄小学服务一年半，所具证明是实。”这是一张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证明信，看起来并无价值，但戴玉山却非常较真，车锡亭是谁？在哪里？干什么的？

为了探究这张纸片背后的故事，戴玉山四处寻访老党员和相关部门，也托人上网查询，但屡屡无功而返。有一次，一位老党员告诉他，车锡亭很可能牺牲在“隋家村”。隋家村在哪里？戴玉山骑自行车跑遍了荣成、文登两地跟“隋家村”有关的村庄，直到2007年前后，他在荣成市城西街道的河北隋家村得到了另一条线索，一名叫于铁生的烈士在1942年冬天被扫荡的日军开枪打成重伤，就牺牲在了河北隋家村旁的水沟里，后被村民们就地安葬。又过了两年多，逢人就问的戴玉山在一名老党员口中得知，于铁生正是车锡亭的化名。

戴玉山想，既然找到了烈士的坟墓，那就该继续找烈士的家。在威海，车姓村庄并不少，威海卫海西头村又是哪个村？他向当地报社求助，“绑架”了记者帮他四处查找。最终，他们确认威海卫海西头村就是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海西头村。在海西头村，车锡亭还有大量亲属，他们都知道车锡亭早年离家，几十年来也曾四处寻访，却不知他化名于铁生参加革命工作，21岁时就牺牲在了外乡。

2010年，车锡亭的坟墓迁至威海市环翠区烈士陵园，车锡亭的40多名亲属对戴玉山感激涕零，见戴玉山谢绝礼品，他们便向这位可敬的老人送上了一面党旗。

一张纸片，10年查证，不仅让忠烈魂归故里，更让烈士的事迹得以大白于天下。这是戴玉山做红色收藏的一个缩影。

凡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身边人，戴玉山都不会忘记。优秀党员李留栓是成山林场的技术员，曾钻研出了海滩绿化的“三不用、四不栽”种植法，是万亩林场的奠基人之一。1987年，李留栓离世，事迹也逐渐被人淡忘。多年前，戴玉山收藏了一张奖状，奖状的主人正是李留栓。一张旧奖状又戳中了戴玉山的心尖，“留栓和我同年生，我们还一起在学雷锋的大会上交流过，这么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该被人忘记。”戴玉山来到李留栓家，“收购”李留栓的遗物，李留栓的家属泪流满面地说“难得你还记得他”，便让戴玉山收拾走了一堆“破烂”，没要一分钱。当看到李留栓的那块残破不堪、无人问津的墓碑时，戴玉山又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李留栓出一本事迹册子。他四处收集来李留栓的事迹，反复修改后誊写在稿纸上，因为不会用电脑，他又花钱找人打字、打印，编写了一本《万亩林海植树人——李留栓（初稿）》。

别人说他倔，笑话他穷，或羡慕他有大量藏品，戴玉山都不为所动：“我自己知道我在干啥。”戴玉山认为，把红色故事收集来、讲出去，是他的使命。使命如山，也正是这个使命顽强地支撑着他一步步进入暮年的羸弱身体。

戴玉山把两万余件红色藏品汇成一座党史“宝库”，也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近年来，荣成市委宣传部和崖头街道也着手帮戴玉山分类整理这些藏品，并邀请荣成籍著名学者、党史专家、齐鲁工业大学教授刘德军对藏品进行拍照、编注，结集成册。今年，戴玉山的藏品辑录就可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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