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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葆元

现在的宋版图书可谓一页值千金，这是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宋版图书价值的评价。其实，何止千金？千金也求不到，少数善本现在珍存在国家图书馆，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有的能看到影印本就不错了。

北宋，伴随着经济发展，图书业曾有一个繁荣时期。一定的经济条件能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物质文化繁荣以后，文化繁荣就成了社会的需求。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繁盛，也为书籍的广泛流传和普及创造了条件。宋版书因其刻印精工和流传稀少，呈现出独特的文献学价值，因此，人们多以宋版书为贵，宋版书在古籍中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明代学者高濂曾盛赞宋刻本“开卷一种书香”。

北宋立国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争的局面，原来的图书业在战乱中凋零，社会需要书籍。当时宋太祖赵光胤查看国家藏书，三馆集藏只有区区一万二千余卷，几个木箱就能装满。他不满意，问，“岂可蓄天下图籍？”这是一句很有见地的话，是一位开国帝君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考量。北宋时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馆、史馆，是国家最高文化机构，同时行使国家图书馆职能。在宋太祖的过问下，整个朝廷掀起了图书刻板、印刷、发行、收藏的热潮，主要措施是，第一，尽收被灭诸国的典藏图书；第二，购募天下珍藏；第三，地方政府上交，“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之为籍”，俱上交中央；第四，接受外国赠书。这个政策一出，即在全社会掀起了一个出版的热潮。图书出版业又促进了图书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北宋的经济体系。

宋代三馆秘阁

北宋时期出版业最昌盛的当然是京师汴京，书籍质量最好的却是杭州。山东是儒学之乡，刻书、印书、藏书是那个时代的盛事。山东书肆究竟刊印了哪些书？具体的书籍大多已经不可考。具有实证的一部书是宋人倪涛的《玉溪集》，这部书不是从山东发现的，它的藏书地在洛阳藏书家王晋玉家，被北宋的版本学家和考证专家黄伯思借出观阅，阅后在集子后面写下《跋玉溪集后》，认定这个版本系“东平吕氏本”。东平宋时属京东路郓州，即现在的东平县，吕氏是那时的书坊从业人员。

北宋出版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大类，吕氏本当然是东平当地的私营印书业，我们只要看看《玉溪集》就知道这个吕氏书坊的勇气和担当。

《玉溪集》二十二卷，是宋徽宗朝左司郎中倪涛的一部诗集。左司郎中是尚书省负责分管吏、户、礼三部奏钞、班簿房以及开拆、制敕、御史、封椿、催驱、印房等职权的最高长官，相当于现今的司级官员。

宋宣和六年(1124年)，宋徽宗听信佞臣王黼谗言，欲联金抗辽，借金国的力量收复被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而此前北宋已与辽邦签订睦邻盟约。对此，一时满朝噤声，只有倪涛挺身而出，他指出，我朝两次攻辽而告败，才与其签订盟约，此次各自守约，不犯边界，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而我军储又诎，士不习战，毋轻议以贻后患，若宋金合约攻辽而辽灭之，则金於宋后患也。一言既出，惹恼了宋徽宗，将他贬为酒税官。王黼更欲置他于死地。倪涛被迫辞官回归浙江永嘉故乡。东平吕氏书坊敢于刻印这样一位与圣意相左的朝臣的作品，是有胆量的。历史证明倪涛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宋徽宗的毁约，引来辽国大规模的报复。为《玉溪集》作跋的黄伯思是与倪涛同朝的大学问家，当朝秘书省校书郎，他的考订应该是准确的。短短几个字，印证了一个地方印刷事业的繁荣。

还是在山东郓州东平县，那里也集中着一大批藏书家，最著名的是朱筠家。靖康年间的战火让北宋化为灰烬，朱家人逃往南方，回忆当时藏书盛况，他说“吾家藏书万卷，皆在东平”。他没有吹嘘，一位叫周紫芝的枢密院编修官见证了这些存世书籍，在他的著作《太仓稊米集》中提到：朱家书籍“自五经、诸子百氏之书，皆手校善本。其余异书小说，皆所未尝知名者，秦汉以来至于有唐文人才士类书、家集、犹数千卷。呜呼，可谓富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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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家命运相同的是青州李清照家，她与丈夫赵明诚毕生收集典籍、金石、拓片，储满一院屋舍。靖康二年，李清照被迫南渡，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只带走最珍贵的图书两万卷，金石文字两千册，不能带走的“所锁十间屋”。走在路上，从青州传来信息，她在青州的家被金兵焚毁，一生珍藏付之一炬！

李清照画像

仅《宋史》就记录了许多山东籍的藏书人：李清照的青州同乡张平是宋太祖贴身官员，一生嗜读，史载，“平好史传，微时遇异书，尽日耽玩，或解衣易之。及贵，聚书数千卷”。说他每遇奇书爱不释手，无钱购买，甚至脱下衣服购换。入仕以后已经有藏书千卷。寿张人张昭，宋初时官拜吏部尚书，他七岁时即能诵读，精通十三史，为入仕打下良好的治国基础，家中藏书万卷。

邹平人周起，考中进士后曾被任命为齐州将作监丞，后跟随宋真宗亲征，掌管粮草。宋真宗封禅泰山，他担任御史中丞侍驾前往，一路了解百姓疾苦，奏本上具。真宗从泰山回归，一干大臣纷纷歌功颂德，唯有他劝皇帝居安思危。宋史载，他“家藏书至万余卷”。

巨野人张纯臣，“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积的书多了，便在家专门建了一座藏书堂，“环壁架书”。

北宋时商丘属京东路管辖，那里有一座应天府书院，列宋时四大书院之首。书院拉动了图书业的发展，也涌现出众多藏书家，首位是戚同文家族。戚同文生于唐朝末年，少年家贫，无力读书，一次路过雎阳学舍，流连忘返，被设馆教学的杨悫看到，留他就学。在不断学习中，看他孜孜不倦，又把胞妹许给他为妻。雎阳学舍是应天府书院的前身。戚同文历经五代战乱，放弃仕途，一心从教，是北宋初年的教育家。他故去以后，其子戚维、戚纶继承父业，两世藏书积于一家，为当世瞩目。

北宋时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

当时另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是王钦臣，他的父亲王洙在宋徽宗时奉昭编修《崇文总目》，宦海沉浮，家藏珍籍令人刮目。《挥尘录》评价说，“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钦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拿国家藏书与之相比，都犹不及而无过之，可见王家藏书之巨。

藏书是一个时代的窗口，没有刻印、出版，哪有集藏？图书是流通的文化产品，从宋代山东藏书家的书架上我们看到了品目之盛况，也看到了书坊之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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