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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的刻书与古籍收藏

岁月留声 七旬老人收藏千台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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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收音机发烧友吗?你知道各个年代的收音机都是什么样的吗?在四川眉山市仁寿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朱纯一老人,他用六十余年的时间,收藏了上千台不同款式的收音机。而他和收音机的故事,还要从1957年说起。 朱纯一7岁那年第一次听广播,就被电波里的声线所

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人物。

他是民国初北洋政府的高官,曾任清末刑部主事、北洋的大理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又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执业律师。晚年失节任华北伪政府司法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着有《中国法制史讲演录》《前清法制概要》,是个地道的司法界风云人物,顶级法律大家。在同时代,论文艺界司法出身的大家,大约只有余绍宋可与之比肩。

余绍宋投身书画,董康却转身痴迷于古籍收藏。最著名的是从日本买书回来,访书刻书,成为藏书界一位大腕,尤其是他的《书舶庸谭》四卷,自1930年由大东书局石印面世后声誉大起。其后数度往返中日,增续修订,厘为九卷,1939年署“武进董氏诵芬室刊行”,一举奠定其不可取代的专业地位,为古籍收藏界一代名著。法学大家避居日本,往返频繁但滞留时间并不长,竟成就了一部创意十足的目录学著作且为世界叹为观止,这样的事迹,在号为俊才迭出的民国时期也不多见。

董康刻本《中吴纪闻》

董康的日本访书不同于杨守敬,访求古书以旧椠孤本尤其是搜寻旧小说为主,还有访书时的吟咏诗唱,尤其是不仅以藏书更以刻书相交流。1907年陆氏皕宋楼藏书悉被卖给日本岩崎文库,海内震动,是一件近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岛田翰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因老朋友董康善于刻书,遂寄中国请其刊印,董康并撰题识:

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

这是一种好书宁愿逢火灾烧掉也不愿意流落异域的民族立场,既如此,怎会在20世纪30年代又会选择任伪职以铸成大错?人之多面多样性,于是可见一斑。

齐齐哈尔关注:纪念币有什么收藏价值?

在齐齐哈尔市博物馆101室 有一家 中金钱币邮票礼品公司 公司成立至今 受到不少收藏爱好者的追捧 这家公司出售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金银纪念币、金银纪念章、金条、银条、纪念钞、流通纪念币、一至四版纸币、联体币,还有集邮总公司发行的各时期邮票,以及各种

关于董康的经历与心路历程,他在初刊本之序中有此自述:“襁褓失怙,依倚慈闱。灯影机声,饫尝艰困……此后而政变(指戊戌),而拳匪,而光复,而复辟,及其他统系战争,各役皆躬历其境。不图人心诡诈,更随世途递为崎岖……”,知其中艰难困苦,自不待言。但他好像一直有一种气结不散,不断寻找自己人生的突破口,比如他自己为避病祸赴日,不得不因生计而将“流连厂肆阅二十年”所得的家藏善本售于日本大仓氏,又卖给嘉业堂,其后有感于世道无常,藏书聚散难有定律;遂改藏书访书为刻书,“以影印异书为唯一职志”。校勘精良,纸墨佳美,一代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亦誉之为“能殚毕世之功,卒成不朽之业者,同时朋辈殆鲜比伦”。以藏书访书大家,眼界既广,要求极高,变身为刻书家,自然是不肯有丝毫苟且马虎,傅增湘的评语,谅不虚妄。

董康在日本访书与此前的杨守敬赴日访书不同,杨守敬多从街町书肆得佳本,协助黎庶昌编《古逸丛书》,自撰《日本访书志》,基本上少有学界来往的记录。董康则身份极高,首先是“总长”位阶,故而在日本交往的,都是一代名流学者,如史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宫内厅图书寮的古籍专家神田喜一郎、印刷影印专家小林忠治等,但最有意思的是,不唯藏书,即使为了刻书,董康也曾经有过交汇中日两国的几次重大举措。

第一,民国初影印与活字排印,中国大大落后于日本。董康对自己要影印的书大都寄到日本,找影印技术最著名的小林忠治制版后再取回印刷。这种跨国的技术交流,堪称奢侈。

第二,前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皕宋楼藏书售于日本,汉学家岛田翰着《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以原稿寄返中国,求董康精心刊刻,遂至其消息驰闻于世,全国震惊,痛惜扼腕。其后再有藏书楼售于外人的动议,必遭民意舆论阻挠,借此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国宝级古籍,有功传统文献保护匪浅。

另有一些史实与传闻,也为他人所无能为,值得在此一提。

首先,是董康既由收书藏书转向刻书,其出手极有专业风范。他曾在北京烂漫胡同法源寺的居所内,以每月收入之三分之一,长期养成一批刻书能匠,先后达三十年,成《诵芬室丛刊》等30多种,还为吴昌绶“双照楼”、蒋汝藻“密韵楼”、陶湘“渉园”代刻书籍。其次,他在刻书技术方面不厌其精,嫌通用铅字毫无古意,为求宋版字体之美,不惜将密藏的《龙龛手鉴》《广韵》拆页作为铅字楷范,如此不惜代价精益求精,恐他人未可望及也。

董康以司法高官,一生竟受过两次“通缉”。第一次是民国十五年1916,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蔡元培、董康等十一人,起因于孙传芳欲联络奉、鲁军南下抵御革命军进攻而遭社会反对事,董康即匆匆避祸日本。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董康因出任华北伪政权失其大节被国民政府通缉。抗战后因病保外就医,至1948年病死于北平,年八十二。一个曾任司法总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的法律专家,却被通缉两次,人生浮沉,颠沛坎坷,亦可谓为奇闻也。(陈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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