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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故宫珍宝连城,却并非只来自历代帝王的积年体己,相当一部分来自各大收藏家的无私捐献,可谓是彪炳史册,功在千秋。
除去大伙耳熟能详的张伯驹所捐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贴》,等等,还有以下这些。
清乾隆御制掐丝 珐琅冰箱
陆仪女士捐赠
越王者旨於赐剑
郑振铎捐赠
臣辰父乙卣
章乃器捐赠
像这样的还有很多,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内,有一块镌刻着历年捐赠者名牌的“景仁榜”,
张伯驹、马衡、郑振铎、章乃器等大家都名列其间,一笔笔动辄数以千计的捐赠,使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更加丰富多采,灿烂辉煌。
故宫景仁榜
而其中有一位捐赠者,本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他对瓷器研究有着极身的造诣,
被称为“宣德之王”,传说只用手摸便可鉴别各类瓷器,他将毕生近三千件藏品捐献给故宫,却晚景凄凉,郁郁而终。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景仁榜"捐献者名录
“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
——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
这一句豪言壮语,这样”一锅端“的磅礴捐献气势,来自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顾问,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孙瀛洲。
孙瀛洲
1893 - 1966
孙瀛洲,
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
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
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
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1923年,他在北京东四南大街
创办了自己的古玩铺“敦华斋”,
因研究深入,经营有方,
成为北京著名的古董商和鉴定家。
他在古玩行里摸爬滚打,边干边学,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菊瓣纹碗
故宫博物院
孙瀛洲 捐献
其高超的文物鉴定水平,
为同行所称道。
据说,他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
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
以及元代至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等瓷器。
有个故事,说:
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例如,对宋代官、哥窑瓷器之鉴定,他仅用手指捏瓷器的圈足就可判定窑别,令人钦佩,而且对成化斗彩瓷器的鉴定也具有独到的见解。
理所当然,
浸淫文物行业的孙先生也酷爱收藏,
像那个年代其他好古成痴的大家一样,
他自己克勤克俭,
却对喜爱的文物一掷千金。
他平日一身素衣,
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
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
孙瀛洲当年豪掷40根金条。
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
他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成化斗彩三秋杯
现藏故宫博物院
孙瀛洲捐献的这对三秋杯,
民间曾为该文物估价,
至少值10亿美元。
这对人间至宝,后来去了哪里呢?
1956年,
孙瀛洲先生陆续向故宫博物院
明代蓝釉瓷器收藏价值高吗?成交价格如何?
1:明宣德孔雀蓝釉盘,尺寸:15.1厘米,估价:HKD 6,000,000 ~ 8,000,000,成交价: HKD 12,382,400 ,成交时间:2004.04.25,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4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2:明成化孔雀蓝釉海兽纹盖罐(一对),尺寸:高17厘米,估
捐赠了3000余件文物,
对其2000多件均为陶瓷,
从晋、唐、宋、元时期各名窑
,到明、清时期各朝景德镇御窑瓷器,
自成体系,几乎无所不包,
一些传世稀少的文物,
更显弥足珍贵。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多达25件,
就包括这对成化斗彩三秋杯。
当时,他的弟子,
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炳辉,
去孙先生家里清点,
登记所捐献的文物,
孙先生说:
“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越多越好,剩下来的破烂我留着。”
这句话,穿越时空,
成为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声。
鲜红釉盘 明宣德
孙瀛洲捐献
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说:
“在众多捐赠者当中,孙瀛洲先生所捐赠的文物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首屈一指,对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充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那之后,
孙瀛洲也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
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
面对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
竭尽全力施展自己的才能。
他带领着工作人员,
对故宫所藏的陶瓷进行了重新鉴定,
并协助故宫为国家
抢救性收购了大批的文物珍品,
他还曾帮助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鉴定古陶瓷等。
孙瀛洲先生在故宫工作时的工作证
同时著书立说,桃李遍天下,
古玩鉴定界的泰斗耿宝昌先生,
也是他的得意门生。
《孙瀛洲 陶瓷研究与鉴定》
孙瀛洲先生著
上世纪50年代末,孙瀛洲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在中和殿旁合影,前排左起为胡友昌,李辉柄,前排右一为叶佩兰,后排左起以此为耿宝昌、刘伯昆、陈宝铎、冯光铭、梁匡忠,后排右起依次为王莉英、徐静修、孙瀛洲。
然而,好人总是命运多舛,
历史波诡云谲,须臾间平地起风云,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
孙灜洲被定为“走资派”,
未能熬过这一关,
同年9月,一代宗师,含冤而去。
有人说,如此爱国,
克尽自身,未免迂腐;
有人说,好人不得好报,
未知九泉之下,是否悔不当初?
而孙先生后人却说:
“如果当年不是捐赠国家,
这些宝物在‘文革’一定会遭受厄运。“
也许,这才是老人家真正的心声。
在这些真正的大藏家眼里,
文物并不意味着财富,
而是事业和信仰。
我们普通人很难理解,
这种以命相搏,飞蛾扑火的爱。
在孙瀛洲张伯驹们的眼里,
对于真正的心头所好,
不是占有,
而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其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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