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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币漫谈之二：第一张纸币

　　现代的经济史书籍，都说世界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的宋朝。那么宋朝人出门，是不是像今天一样揣一沓票子呢？宋朝人是怎么样花钱的？宋朝最有名的故事《水浒传》里面常见这样的描写：宋江与武松出了酒店，“宋江取出些碎银子还了酒钱”。武松告别宋江，来到景阳岗下，走进酒店。他吃酒“吃得口滑，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够么？’”那时的人们是这样生活的吗？

　　其实，宋朝，特别是北宋时期，市场流通的主要还是铜钱。纸币只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用银子就是明朝以后的事了。要知道，《水浒传》写成的时候，已经到了明朝了。

　　公元10世纪的前半期，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那是唐末以后历史上又一个分裂时期，从907年到960年短短53年，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代。中原这些小朝廷的周边，又先后存在着吴越、闽、前蜀、后蜀、南汉、南平、南唐、北汉等小政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控制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宋朝。此后就开始了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

　　按照赵匡胤精心的谋划，统一战争首先向西进攻，只用了两年不到，就进入了后来称为四川的蜀地（四川是宋以后才有的名称），俘获了后蜀“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孟昶。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战略。因为中原地区北有燕山南北、太行山下的辽、北汉政权；东有长江流域的南唐、吴越政权；南有福建广东的闽、南汉政权。先占领四川，军事上顺江冲击居高临下，后背无忧；经济上还可以充分利用蜀中资财，支持长期的兼并战争。战争进行了十几年，蜀地财富起了重要作用。

　　蜀地可就惨了。川中物资被悉数收括，上缴中央，包括铜钱也都收敛上供，而且不许外地铜钱入川。据有人记述，兼并战争期间，蜀地财富集中装船，每批派40名兵丁押运，从三峡顺江而下，连续运载了十几年。蜀郡自秦代开发，汉代已经成为富庶之地，富商大贾层出不穷。除了粮食充足，绫罗绸缎、蜀锦刺绣、井盐、茶、造纸、药材等都早有名声，加上与土蕃（藏区）的茶马交易，所以早在东汉末年，诸葛亮就把蜀地作为战略基地。他在与刘备的《隆中对》里，就把蜀地称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里也是内地和蜀郡的货物集散、巨商辐辏之地，货币流通量极大。后蜀占据期间，蜀地的钱币供应已经感到不足，只得用价格低廉的铁铸造了一部分钱币，在蜀国边远地区辅助流通，铜钱则用以保证以成都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商品流通。宋朝攻下蜀郡以后，把铜钱搜罗一空，又禁止外地铜钱入境，蜀地的商业乃至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不得已，只好继续扩大铁钱铸造，以应付市场流通的需求，蜀地成了一个独特的铁钱流通区。

　　铁钱的麻烦就大了。中国古代一向以青铜为钱币的标准材质，而铁的价值远远低于青铜。宋兵入蜀以前，铜钱与铁钱的比价大致在10：4，宋兵入蜀后，涨到10：1，黑市实际到达14：1。唐宋的标准铜钱应该重1钱，1贯是1000枚，重6斤半左右。同价值的铁钱就要10贯，重60多斤。依当时的物价，一匹罗值两万铁钱，也就是20贯，用铁钱重达130斤。这种价值的钱币用于市面交易，也不过是感觉不便。可是对于下乡收购、长途贩运的商人，光是背钱就背不起。钱币的体积、重量大大高于商品，商人必须考虑钱币运输工具、为搬运钱币雇用的人工、乡间山野途中为安全必须付出的保卫成本。这对正常商业简直就是灾难。于是，人们想出了用金属钱币的替代品的办法。

　　先是有个别成都的商户，他们接受一些客商中老客户的存款，也就是把一批钱币存放在商户的店铺中，由店铺出具一张单据。客商可以凭单随时支取钱币。这样客商在一定范围内就不必再为铁钱的沉重烦恼了。当然，这些店铺也都是在成都享有声誉的商家，有的甚至已经在成都周围州县开设了自己的商铺。所以那些客户如果在成都地区做生意，就是用店铺出据的单据支付，人们也愿意接受。逐渐地，店铺单据竟然在成都市面流通使用了。

　　成都的富商领袖叫王昌懿，官府但凡要出人夫派物料的时候，都会叫他来召集富户办理。大约公元1008年前后，距离今天正好1000年，王昌懿乘为官家办事之机，召集了16家富户，商议共同发行一种固定样式的票券。16家都用一样的纸，一样的图案，不同的只是各家可以写明自己的铺号，可以用自家铺号的暗记。只要客户把铁钱交到柜上，就用这种票子写明钱数发给客户。这种票子在16户商家业务所及的地区内，可以通兑。但是每一贯铁钱要收30文手续费。16家商户也可以凭交来的票子上各自的印记来相互结算，有如近代上海钱庄的汇划。因为要交钱给票子，交票子给钱，票子就起名叫个“交子”。交子一发行，就极受商家欢迎。古代有称“行商坐贾”之说，有坐贾坐镇，那些行商有此便利的工具，再不用为笨重的铁钱操心，交子发行越来越多，动辄成百上万贯。

　　随着交子发行越来越多，那些坐贾也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客户交来多少铁钱，就写出多少交子，用今天的话说，自己不用储备准备金，实际就有了十足准备金。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行商都要在同一天来兑现。所以尽管日常铁钱有进有出，店铺里却永远堆积着相当数量的铁钱。也就是说，坐贾们手里凭空多出一批钱币。若不利用，岂不可惜？于是每到夏秋收购蚕丝粮食的季节，正当资金紧张之时，他们也会自行印发一些交子。虽然这些自行印发的交子是没有准备金的，但有店里的储备作后盾，竟也安然无事，有如自家开了一个造币厂。

　　“造币厂”越开胆子越大，后来这些铺户们竟然动用钱币储备买房置地，以至掏空了储备，不能兑现。有时候闹到客户们聚众上门，商铺又闭门不敢出来。客户们于是呼啸到官府。即使官府出面强制，客户也往往最多得个七八成赔偿了事。弄得官府也十分头大，干脆把王昌懿等几个为头的叫来，下令不许再印交子，所有印刷版子销毁，甚至外县的“连锁”铺户也关掉，今后不许再有交子事情。

　　当然，政府下一道行政命令是容易的，但是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政府命令一下，交子遁形。市面可也就立竿见影地萧条了。政府中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交子弊病太多，难于管理，应该禁止。另一种意见认为，单纯禁止不是办法。蜀民习惯用交子已经多年，取消交子会妨碍民间贸易。既然民间管理有弊病，不如收归官办，由政府管理。皇帝最后裁决，既然于民有利，那就官办吧。公元1023年,“益州交子务”正式成立。益州就是成都。第二年，1024年，世界上第一张由官方正式发行的纸币新鲜出炉了。

　　前面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两种纸币：私交子和官交子。这两种纸币看起来仅仅是管理者的身份不同，一种是私人，一种是政府。实际上它们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

　　私交子看上去不过是“民营”而已，但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必须缴纳铁钱才能获得交子，凭交子可以随时兑现铁钱。用近代经济学眼光看，它就是一种兑换券，类似于银行券，当然那时银行还没有出现。但也正是由于银行还没有出现，兑换券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也无从产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明确提出，作为纸币的纸片，是“执行铸币职能的价值符号”，也就是说，私交子是应该流通的铁钱的一个符号，它本身还不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于是矛盾产生了：铁钱是官方发行的，由官方实行管理；而交子是民间创造的，它却代表着官方铸造的铁钱，官方却对其失控。或者说官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民间自身又不能自律，这才出现挤兑问题。尽管出现了这些问题，它仍然只是兑换券，它只能在发行人业务范围内行使。发行商家到不了的地方，或是与发行商家业务关系不深的地方，私交子自然也就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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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交子就不同了。官方刚刚开始发行交子的时候，信心满满。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避免私办时候发生的问题：

　　成立一个专管机构，叫做交子务。任命专职官员来管理交子。

　　交子的形制大体仿照私交子时的样式，以取得民间信任，但要加盖交子务和政府机关的官方大印，以昭信用。同时留有存根，兑现时要核对存根，以防止伪造。

　　固定交子面额。私交子是没有固定面额的。客户交多少铁钱，票面就写多少。加上各家分别发放，无法数量化管理。官交子把交子面额固定为一贯到十贯10个等级。十几年以后，简化为五贯和十贯两个等级，再后来，又简化为一贯和五百文（相当半贯）两个等级。这一是便于管理，反映出经验的增加；同时面额的变小也说明交子从商人用于经商到日益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了。

　　控制交子的发行。这是诸项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其中包括两条。一是设定界分。所谓界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效期。官交子按期发行，每期三年有效，称为“界”，到期后必须兑现。如果持有者还希望继续使用，可以以旧换新。当然，无论是持钱换券还是以旧换新，成本费还是要的，仍然是每1000钱收30文。再就是限制发行额。开始的时候一次发行125万余贯。相对当时蜀地的商品流通量来说，这个发行额不大，显然，政府还带着战战兢兢的谨慎态度。设定界分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控制发行量。

　　在诸项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是控制发行量。依照官员们起初的设想，只要控制住发行，保持相当的准备，就可以保证纸币的稳定。所以由政府拨发铁钱36万贯作为准备。发行是准备的3－4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直到近代银行成立，流通票券与兑现之比也大致在3：1到4:1。说明早在交子的早期阶段，有关的官员已经从实践中初步掌握了纸币流通的规律。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国家为了保证交子正常通用而采取的强制方式。尽管如此，交子仍然逃脱不了经济规律的约束。相隔800多年远在两万多里外的欧洲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而“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支配”。官交子的表现完全印证了这个论断。

　　当时宋朝的西北面临西夏的崛起，边境用兵，西北军队突然大增，军需自然也突然大增。依照当时的财力和交通条件，政府很难保证西北部队的后勤供应。依照对辽战争的惯例，政府借用商人的力量，鼓励商人向西北运送粮草，用格外从优的价格偿付。可是西北地区贫瘠，当地钱币也不足，于是政府动了纸币的脑筋。到西北经商的商人大多从蜀地来，政府向益州（成都）交子务“借”交子支付商人的粮草，让商人持交子回成都去兑现，益州却并没有拨发钱币，发出的是空头纸币。这种纸币在川地固然可以流通，可是实际上是一种超额发行。问题是政府尝到一次甜头，就不断用增发来解决财政困难。增发的纸币都聚集到蜀地，却无法兑现。政府就想尽各种办法。先是用下一界纸币代替钱币兑换，后来又允许两界纸币同时流通，再后来提前印造后界纸币，最后终于守不住每界的额度，不断增发。

　　除了四川地区的交子（交子还曾经改称钱引），宋朝在内地铜钱地区还发行过会子和关子，其中会子从一开始发行就是代替铜钱的不兑现纸币。这些纸币无一例外都是政府强制发行的，纸币膨胀的阴影一直伴随到宋朝的亡覆。

　　谈了半天第一张纸币，最早的纸币是个什么样子呢？很遗憾，最早的纸币至今没有发现实物，毕竟纸张太容易腐败了。更重要的是，纸币在北宋并不是正式货币。即便是在四川，标准货币是铁钱，交子只是铁钱的兑换券。所以人们最多把它用于临时流通，而绝不会把它作为财富贮藏。好在宋朝有人记录下了早期纸币的发生过程，对它作了一点描述。李攸的《宋朝事实》这样记录16户时期的纸币：各家“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于是我们知道，票面有人物，有房屋树木之类的图案。有各家铺户的隐密记号。这些图案有的用黑色印刷，有的用红色印记。这样设计的目的决不仅仅为了好看，也不单纯为了结算。更重要的是为了防伪。防伪是纸币最重要的题目之一，我们后面再专门谈它。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的古董商中出现了一块铜质印刷用的版。当时的古董商要价很高，钱币收藏家没人买得下来。直到后来日本的钱币学书籍发表了这块铜版，才知道此物流入日本。可惜的是，70多年过去，这块铜版已下落不明。这块铜版长16厘米，宽9.3厘米，上面图案分三部分，上部画了10枚铜钱，下部是一幅画，画着一座粮仓，粮仓前面堆着一些麻袋，画面中间有人正在搬运麻袋。铜版中间写有一段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既是“除四川外”，可见这不是一种交子，我们前面说过，交子是在四川兑换铁钱的。“见钱”就是现钱。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稍大的钱币单位是贯，每贯一千枚钱。当人们成贯地花钱的时候，一枚一枚地数1000枚钱是很麻烦的。所以后来约定俗成，不足千枚也能用。在宋朝，政府干脆规定，770钱可以当一贯，这叫省陌。七百七十陌就是这个意思。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这一张印成的纸可以当现钱一贯流通。显然，这是一块宋朝印刷纸币的铜版。虽然不是交子的印版，但也多少反映了早期纸币的形象。特别是下半部分的图画，那不就是“屋木人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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