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藏网

胡先骕（1894~1968）像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上世纪初，他与梅光迪、吴宓等人一道创办了《学衡》杂志。作为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与胡适展开激烈论战。留美学习植物学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南高师范、东南大学等多所大学，四十年代初还曾任国立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参与创建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创建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因为在植物学领域的巨大成就而为国民政府瞩目。胡先骕积极为中央政府出谋划策，与蒋介石畅谈政治、经济、教育、建设等事业的改革。抗战胜利后，和同事一起发现并命名活化石水杉新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为了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在时局巨变之时，他选择留在新中国。1950年，他提出的被子植物多元系统，至今仍为世界所公认。

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评选学部委员之时，胡先骕却最终落选。他指出了红极一时的李森科物种学说中的错误，苏联专家为此提出严重抗议，中科院迫于压力，也对胡先骕进行了批判。谢泳教授评价说：“对一九五五年学部委员的选举来说，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这以后，胡先骕真的被人“遗忘”了，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的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会长在缅怀筚路蓝缕的前贤之时，压根没有提及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第二任会长胡先骕的名字。

2016年，幸运女神眷顾，使我在一年内接连收获多件胡先骕先生的珍贵资料。今年的7月16日是他离世五十周年的日子。这里记录下这几次邂逅，以作纪念。

《中华民族之改造》手稿

《中华民族之改造》手稿第二章

一组残缺不全的稿件，每个章节开头几页要么破烂不堪，要么缺失，不见书名，也没有落款，又是陌生的笔迹。作者是谁？线索难寻。或许对资深卖家来说，这只是经手资料中一份再普通不过的民国稿子罢了——实际上，卖家也是这么笼统描述的，不过附上了几个章节的标题照片。事后看，还是有几位嗅觉灵敏的书友仔细阅读了手稿内容，并考证出来了作者，虽然答案就在搜索引擎的第十七页上。

这份手稿的作者，正是胡先骕先生，而文章的名字，则为气魄极大的《中华民族之改造》。对照著录与手稿的笔迹完全一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胡先骕的政论手稿。接下来，比的无非就是财力、耐心、勇气和运气了。

这场本应晚九点二十一分结束的拍卖，因为有旧书网大Boss的竞争，有多位识货书友“咬定青山不放松”，整整加时了四个小时才告结束。我抽了整整一包烟，咬牙出价到一百二十余回，最终侥幸胜出。

筹款支付后，开始焦急地等待收货。诚信的卖家迅速履约寄出。隔天收到快递后，仔细整理，发现这份一百二十余页的稿子其实一共有六个章节，其中第五章因修改较多，还另附有一份他人抄写的誊清件。稿子的前四章发表于黄萍荪创刊的1945年第二期《龙凤》杂志上，后据研究胡先骕的专家胡宗刚先生查证，第五、第六两章，其实也已发表在张道藩主编的《文化先锋》1948年7月第九卷第二期上。

比对内容可知，竞得的这份文稿应为当年文章的底稿，与出版物的内容几乎一致，个别不同的字词，或许是排印时的误植。这里试举几例，二者之差异，则以括出：

一、出版物：“另创更优越更灿烂之新世界文化以领导世界？”手稿：“另创（一）更优越更灿烂之新世界文化以领导世界？”

二、出版物：“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形貌及其所创之文化”，手稿：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形貌及其所创（造）之文化”。

三、出版物：“血统既（已）复杂，文化亦属多元。此种民族与文化混合之结果，（为）有利乎？有害乎？”手稿：“血统既（极）复杂，文化亦属多元。此种民族与文化混合之结果，有利乎？有害乎？”

《龙凤》杂志载《中华民族之改造》绪论

这组手稿的各章标题如下：

（二）中华民族之形成与其特性及成就

（三）中华民族之盛世及其衰弱与复兴

（四）民族混合对于中华民族之影响

（五）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之政治经济对于中华民族之影响

（六）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对于中华民族之影响

1944年春，耿直的胡先骕拒绝将中正大学迁往赣州，拂了蒋经国的面子，于是蒋经国向蒋介石进谗言，说学校办得极坏。胡先骕被迫辞去首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之职，因战乱由泰和避居永丰。《中华民族之改造》这一数十万字的巨制，即完成于这一时期。在绪论中，胡先骕写道：“吾族皆饱受成功与失败之教训，宜条分而缕析之，使其得失尽明，而求有以保存其优点，扬弃其劣点，然后以卓越之科学哲学眼光、用冷静之头脑、大无畏之精神、热诚之努力，以谋吾族身体之改造、思想之改造、政治经济之改造、教育之改造、社会之改造。”他也鼓励国人说：“西方之文艺复兴时代，不过与有明中叶相当。距今只四百五十年耳。.......安知再过四百五十年，中华民族不能领导世界走上更高尚更优美之文明之路乎？此则吾人所以不可自馁而改造中华民族所以不可缓也。”对此，黄萍荪评价道：“作者以生物学家的眼光来解剖这一民族，......如医家之切脉，优劣具表，而处之以方。”

此文发表之时，正是风雨飘摇之季，最终全文未连载结束，稿子有无完成也不可知。胡宗刚说“原稿亦不知去向”，其实这份手稿（至少是部分）或许就藏于植物所中，同期拍卖的旧物均为该所旧藏资料。继续关注这家的拍卖，再也没有见到这部手稿的后续章节，仅存于世的或许也就那几个章节了。据胡宗刚著《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记录：“1968年5月，植物所停发工资，开批斗会，让其身披国民党旗。将生平收藏的书籍、字画运至植物所。”几十年后，这批“满纸灰尘，大多已遭虫蛀”的胡先骕旧藏中西文旧书、资料，在“不久前清理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地下室杂物时发现，当时正要用卡车当废品拉走。拉走者不知凡几”。如此行为，真是“不知本所大师遗物之珍贵，视文物图籍如敝履”。

《高等植物分类学》批校本

转---收藏的三种境界

忽然间，人们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收藏时代。媒体有一则报道，说中国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有7000万人，反正收藏并未纳入统计局范围，说了也不负责任。而以我的观察，言过其实了，但是收藏热却是不争的事实。拍卖场、饭桌上 、媒体界，都留了很大的篇幅。对收藏的

竞得《中华民族之改造》以后，过了四个月，一天早上正准备外出办事，临出门前，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旧书网，迈出去的脚步又停了下来。网上居然新出现了一册描述为“胡先骕大量亲笔批校修改”的植物学图书，看照片信息，书是老书，且批校累累，赫然还有胡先骕的签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比对笔迹后，立即下单购买。

《高等植物分类学》

这册书应该是天津卢弼家的旧藏，卖家也是天津的，原本不理解如若家中东西散出，为何只有孤零零的一件？没过多久，看见藏书家韦力微博上晒了一本胡先骕送给卢弼的《忏庵诗稿》自印本，以及次年春拍中多件卢家旧藏的胡先骕信札，证实了我的判断。

这本《高等植物分类学》印刷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是正式出版前的作者自印本，由北平琉璃厂斌兴印书局代印，布面精装本铅印。因为还是胡先骕亲笔批校本，记录了胡先驌对此书的修正和校订意见，尤为珍贵。书的作者卢开运是湖北沔阳人，曾远赴日美学习生物学，时任燕京大学生物系讲师。

胡先骕签名页

扉页编者姓名上方，有胡先骕亲笔签名题记 “新建胡先骕校”字样。据《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记载：“1934年12月，卢开运著《高等植物分类学》由中华书局出版，胡先骕为之校阅，并作序推荐。”年谱中所说的《高等植物分类学》正是这本书。当年卢开运完成此书后，请身为植物学界权威的胡先骕审阅此书，他仔细校阅，并作序推荐。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卢开运的介绍，胡先骕结识了其父卢慎之先生，1939年，卢慎之还为胡先骕诗集《忏庵诗稿》作序。

此书历经八十余载世事变迁，书外已尽显斑驳，但书内扉页的题字与满满的批校仍清晰可见，殊为不易。全书三百八十八页，胡先骕的批校墨迹修改达七百多处，另有删节一百二十处，质疑十五处，修改图注八幅。校改处多为专业用语，原文表达不当的字句也做了修改。如此巨量批校，实属罕见。对晚生后学，胡先骕只字不提自己的校改，褒奖卢开运“用功甚勤，其嘉惠学子者甚大，致可嘉也”。

正式出版物中的胡先骕序言

从书中试举几例：

一、文中出现的所有“组织”一词，均被替换为“构造”。“组织”原是日文外来语，胡先骕修改的中文应更妥当。原本写成“族史”的地方，也都被改成意思更简单明了的“血统”。

二、26页原文为：“据上所列举，则进化之义，理论与事实，昭然若揭。用之作分类学之背景，岂更有较佳者哉！”

批校为：“据上所列举，则进化之义，理论与事实，昭然若揭。用之作分类学之根据，尤为可信。”

三、32页原文为：“……，颇生新论：其最重要者，乃承认古昔分植物为木本植物与草本之说。惟彼不仅用此唯一之区分作分类，而更益以其他之组织”。

批校为：“……，颇有新论：其最重要者，乃承认古昔植物木本与草本出于二源”。

四、32页原文为：“……，与爱可乐Eichler以柔荑花为双子叶中之原始组织并称单子叶植物生双子前，而双子叶植物乃由单性之裸子植物子囊穗所演成”。

批校为：“……，与爱希乐Eichler以柔荑花为双子叶中之原始构造并称单子叶植物生双子前，而双子叶植物之花乃由单性之裸子植物子叶球所演成”。

胡先骕批校

不难看出，相比原文，修改后的文字更为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足以见出胡先骕的敬业精神和负责态度。

胡先骕定名的植物标本

半年之内的两次收获让我惊喜不已，让我没想到的是，与胡先生的缘分还在继续。

暑假里的一天下午，一个微信书友群里，忽然有书友讨论起胡兰成与胡先骕的成就孰高孰低，争得热火朝天。一位认识的卖家朋友默默地晒了一些中科院植物所流出的植物标本，其中两株植物标本上，有胡先骕亲笔定名和署名。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私洽了卖家，对方爽气地答应让给我。包裹到手后，“很傻很天真”的我本想捐给胡先骕等人创建的庐山植物园。胡先骕先生故世以后，叶落归根于此。原保管单位的领导旋即打来电话，听我说到流散的资料不止他们所的旧物时，大松了一口气，这让我很是怀疑资料捐出后能否得到妥善保管。胡先骕晚年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从原来三百平米的住所被迫迁到只有十平方米的斗室，毕生所藏图书、资料与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劫后余存的这些珍贵资料，天晓得会不会再次被当作垃圾扔出来。捐赠之想，就此作罢。

胡先骕定名植物标本

1934年3月出版的《中国植物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头两篇文章就是胡先骕所写的《发刊词》《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

这些记录着胡先骕手迹的稿件、批校书和植物标本，或许旁人看来就是废纸破书，一无是处。在我，却感觉缩短了与自己敬仰的先生之间的距离，并为自己与胡先骕有着的这么一点点交集而欣喜不已。在《如何获得丰富快乐之人生》演讲中，胡先骕就曾说过：“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余，应善于利用时间，去追求真美善，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